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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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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6月1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6年7月31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四章 建设用地的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土地。
第三条 自治州内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依法进行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但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除外。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实行征用，未经征用不得出让。
第四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土地、地政实行统一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自治州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
（二）主管土地的调查、登记、发证、定级估价和统计等地籍管理工作；
（三）负责各项建设征拨用地和国有土地出让的审查、报批。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属变更的审查登记手续；
（四）依法对土地的保护利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占地案件，会同有关部门处理土地权属纠纷。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五条 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一）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以外的城镇土地；
（二）国家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
（三）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四）依照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林地、草地、山岭、荒地、河滩地、水域等。
第六条 下列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一）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土地；
（二）农牧村居民的宅基地，村庄内的空闲地；
（三）乡（镇）村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的乡（镇）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七条 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并核发《集体土地所有证》，确认所有权。
第八条 依法使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所使用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一）集体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者，必须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报县级人民政府核准，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土地使用权。
（二）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准，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三）依法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批准和出让，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四）依法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集体和个人，未经批准，其土地使用权不得非法转让、出租、联营、入股。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联营、入股，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必须依法征为国有。
（五）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必须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更换土地证书。
（六）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也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
（七）农牧村居民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其原使用的承包地、自留地、饲料地等生产用地由原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九条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 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十一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依法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土地调查、统计制度和地籍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国有储备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造册，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在有利于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单位、集体和个人按照统一规划开发荒山、荒地、河滩地，发展农、林、牧业生产。开发一千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报自治州人民政府备案；一千亩至五千亩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报省人民政府备案；五千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因从事各种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土地复垦规定》，承担“谁破坏、谁复垦”的责任，并向遭受损失者支付补偿费。
第十五条 一切建设者必须合理利用土地，可以利用非耕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不得在耕地上建坟。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和其他有收益的土地，以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兴办农场占用的耕地，满一年还未使用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取荒芜费。荒芜费的标准为同类土地年产值的二倍。荒芜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加倍收取。超过二年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报经原批准
机关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土地荒芜费只能用于土地的开发和整治。
第十七条 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的耕地不得荒芜，造成荒芜的，由乡人民政府按同类耕地年产值收取荒芜费。荒芜两年仍不耕种的，除加倍收费外，由发包单位收回，另行发包。收取的荒芜费专项用于土地整治。
第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要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草地和林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和饲草料基地，并要增加投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合理利用草地，以草定畜，防止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禁止毁林开荒、烧山开荒、破坏河岸植被、防洪设施造田以及开垦国家禁止
开垦的陡坡地。

第四章 建设用地的管理
第十九条 建设用地实行依法管理。建设用地包括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集体建设用地、城乡居民个人建房用地及农业建设用地。
第二十条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同级人民政府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出让手续。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征用集体土地和使用国有土地，必须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或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向所在地的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选址在城镇规划区内的须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核同意，涉及环境、文物保护及其他设施，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经
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同级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用地手续，核发土地使用证。
国家建设依法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审批征用、出让土地的权限：
（一）菜地、园地一亩以下，耕地三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报自治州人民政府备案。
（二）菜地、园地一亩以上，不足三亩；耕地三亩以上，不足十亩；其他土地十亩以上，不足五十亩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三）菜地、园地三亩以上，耕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叠加达到五十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征用土地，用地单位按如下标准支付费用：
（一）征用耕地、园地、菜地，必须支付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1、土地补偿费：征用菜地、园地、水浇地，按征用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的四至六倍补偿。征用旱地按三至六五倍补偿。
2、青苗补偿费：被征用地上的青苗补偿标准为当年作物产值，无苗的按当年实际投入给予补偿。
3、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被征土地上的树木、建筑物、构筑物的补偿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规定，报自治州人民政府备案。从协商征地之日起抢种的树木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
4、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但是，每亩被征用耕地的安置
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
按照上述标准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二十倍。
5、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征用城镇郊区、工矿区、县城城关的菜地除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外，还要按每亩三千元至八千元缴付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二）征（占）用林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依照《甘肃省实施森林法若干规定》的标准执行。土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拥有林权的单位或集体收取。
（三）征（占）用草地的补偿费按每亩平均年产草量产值的五至八倍收取。安置补助费按每亩平均年产草量产值的四至六倍收取。征用人工草场的加收建设人工草场的投资。草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所在乡人民政府收取，用于草地改良和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农牧村居民投入承包草
场的建设资金应退还给个人。
（四）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其他土地应支付的补偿费，按全村耕地平均每亩年产值的一至三倍计算。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施工需要临时用地的，与建设用地同时上报申请，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用地单位应按所使用土地的年产值逐年予以补偿。在临时用地上不得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工程竣工后，所使用土地要按期归还，不得转让
，并负责恢复土地原貌，或支付相应的费用。
第二十五条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向县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占用耕地的，按规定适当予以补偿。
第二十六条 农牧村居民建住宅要服从乡（镇）、村规划，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凡需要宅基地者，由本人向所在地村民委员会申请，经村民委员会讨论通过，由乡人民政府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核发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七条 城镇居民建住宅，必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应按建设用地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八条 农牧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宅基地按下列标准执行：
（一）纯牧区居民每户一亩以下（不包括畜圈），农村居民每户零点五亩以下，其他地区每户零点七亩以下。
（二）城镇居民住房确有困难的，根据当地条件，可划给适当数量的宅基地，每户最多不超过零点五亩。
各县人民政府可在上述范围之内，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城乡居民宅基用地的具体标准。
第二十九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向所在地人民政府申请宅基地：
（一）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确需分户的；
（二）经批准回乡落户定居的离、退休人员或复转军人；
（三）归国藏胞、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定居的；
（四）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外地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迁入落户的；
（五）因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安置的。
第三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宅基用地不予批准：
（一）非法买卖、转让、出租原有宅基地的；
（二）虽已分户，但原有宅基地面积超过标准宅基地面积百分之八十的；
（三）不具备分户条件的。
第三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其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一）持有土地使用证或依法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二）地上有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应持有合法的产权证明；
（三）已交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有关税、费；
（四）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有关税、费外，在该幅土地投入的开发建设资金，应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五）已实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二条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交纳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管理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单位和集体，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按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处以五元至十五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个人，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和其他设施。
第三十五条 城乡居民建住宅超出审批标准的，责令其退还超占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或其他设施。
第三十六条 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对双方各处以非法所得的百分之十至五十的罚款。
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纠正，并处以每平方米三元至五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单位主管人员或者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非法批准占用的土
地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因依法处理而造成的损失由越权审批单位或个人赔偿。
第三十八条 非法占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单位，应如数清偿，并按非法占用总额的百分之五至三十罚款；个人非法占用的，以贪污论处。
第三十九条 对临时使用的土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退还土地，并处以每月每平方米二元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未经批准在草地、林地、耕地上挖砂、采石、取土、开矿、筑路、采挖药材、毁林开荒等破坏地貌地力的，除责令恢复地貌植被、赔偿损失外，处以每平方米二元至五元的罚款。造成水土流失的，按《水土保持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对瞒报、谎报转让、出租金额造成土地资产流失的，应责令补交，并给双方处以补交金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罚款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决定，对农牧村居民违反本办法规定建住宅的行政处罚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决定。行政处罚的程序按《土地管理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侵犯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由乡人民政府或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犯，赔偿损失；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五条 在变更土地权属和解决土地权属争议时，对作出的决定，拒不执行而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负责赔偿；对煽动群众闹事、阻挠国家建设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土地管理有关法规和本办法过程中，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贪污国家、集体、个人财物的，责令退出非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