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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
1991年8月29日，对外经济贸易部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代理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代理人）代理进出口业务。如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委托人）需要进口或出口商品（包括货物和技术），须委托有该类商品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受托人）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
第三条 委托人和受托人应根据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委托协议。委托协议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委托协议是划分委托人、受托人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如未经委托人追认，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
第五条 委托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进口或出口商品的名称、范围、内容、价格幅度、支付方式、货币种类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条件；
（二）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授权范围；
（三）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应承担的费用；
（四）委托手续费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的分享规定；
（五）争议的解决；
（六）委托协议期限；
（七）其他。

第二章 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第六条 委托人应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办理委托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有关报批手续。
第七条 委托人应及时向受托人详细说明委托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有关情况。
第八条 经受托人同意，委托人可参加对外谈判，但不得自行对外询价或进行商务谈判，不得自行就合同条款对外作任何形式的承诺。
凡委托人同意的进口或出口合同条款，委托人不得由于条款本身的缺陷引起的损失向受托人要求补偿。
第九条 委托人不得自行与外商变更或修改进出口合同。委托人与外商擅自达成的补充或修改进出口合同的协议无效。
第十条 委托人须按委托协议和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包括及时向受托人提供进口所需要的资金或委托出口的商品。
第十一条 因委托人不按委托协议履行其义务导致进出口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委托人应偿付受托人为其垫付的费用、税金及利息，支付约定的手续费和违约金，并承担受托人因此对外承担的一切责任。
第十二条 委托人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委托协议的，免除其对受托人的全部或部分责任，但委托人应及时通知受托人并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以便受托人与外商交涉，免除受托人对外商的责任。
如果受托人不能因此免除对外商责任，受托人对外承担的责任由委托人承担。
第十三条 委托人有义务按照委托协议的规定，向受托人支付约定的手续费，并偿付受托人为其垫付的费用、税金及利息。委托人支付的进出口手续费以合同总价为计算基数，乘以约定的手续费率。
第十四条 对于出口商品的销售货款，委托人收取人民币还是外汇，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在委托协议中协商确定。

第三章 受托人的权利义务
第十五条 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交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或变更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委托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
第十六条 受托人在遵照委托人的委托办理委托事宜时，必须服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外贸管理制度的规定。受托人如因服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外贸管理制度的规定而无法执行委托人的委托事宜时，应向委托人说明情况，重新协商符合法律、法规和外贸管理制度的委托事宜。在执行委托协议时，受托人有义务保证进出口合同条款符合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管理制度的规定，并符合国际惯例和能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第十七条 受托人应向委托人提供受托商品的国际市场行情，并应及时报告对外开展业务的进度及履行受托人义务的情况。
第十八条 受托人有义务办理履行进出口合同所需的各种手续。
第十九条 因受托人不按委托协议履行其义务导致进出口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受托人应赔偿委托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并自行承担一切对外责任。
第二十条 因外商不履行其合同义务导致进出口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受托人应按进出口合同及委托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外索赔，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受托人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委托协议的，免除其全部或部分受托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委托人和外商，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如外商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或履行不符合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受托人应免除对委托人的责任，但应取得有关机构证明并及时通知委托人。

第四章 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三条 委托人应在索赔期内提交必要的索赔证件，受托人接到索赔证件后，应按照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及时对外索赔，并应及时向委托人通报索赔进程、转付索赔所得款项。
因委托人的过错而未能对外索赔或索赔不成的，其损失由委托人承担。因受托人的过错，而未能对外索赔或索赔不成的，其损失由受托人承担。如果受托人在对外索赔中无过错，委托人无权向受托人要求外商赔偿金额以外的赔偿。
当外商提出索赔时，受托人应及时向委托人转交外商提供的索赔证件，委托人接到索赔证件后，应根据委托协议及时理赔。受托人应向委托人通报对外理赔情况。
因受托人的过错而未能对外理赔的，由受托人对外承担责任。因委托人的过错而未能对外理赔的，受托人因此对外承担的责任由委托人承担。
第二十四条 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约定，在委托人同意并提供费用及协助下，受托人有义务按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外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委托人承担或享有；如果受托人拒绝或延迟提起仲裁或诉讼，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赔偿损失。如果委托人不愿提起仲裁或诉讼或不愿提供费用，受托人可以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对外商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受托人承担或享有。
第二十五条 外商向受托人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受托人应按委托协议和进出口合同的规定积极对外交涉，并应及时通知委托人，委托人有义务协助受托人搜集证据，并应为有关交涉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方便。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生效。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解释。


浅论我国公司法修改与完善

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艳斌 莫学平 林智明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公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借鉴国外的传统理论和先例，经过十几年的积极努力，到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基本建立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公司法的理论和原理，立法上取得了零的突破，其后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司法体系。十年来，公司法的实践表明，其对我国恢复建立商事公司制度，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以致从法律情感上，尽管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和高新技术股份公司发股上市的条款，对公司法作了初步的修改，但现今谈对公司法的理念、原则、全面性的修改，许多人还难以接受，还不甘心承认公司法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公司法落伍于现实的事实，总认为公司法实施时间尚短，大修特订违背法律的稳定性。然而，以法律客观思维来分析，公司法作为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市场主体法，都是改革形象非常突出的法律领域，各国公司法无不表现出经常更新的活跃天性。在美国，通过判例进行的公司法律规则创制当然比复杂的立法程序来得便捷灵活；在英国，从19世纪末形成了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对公司法进行全面审查修订的惯例，而近几十年的修订更为频繁；即使在历来形象保守的日本，受欧美公司法的影响，公司法的一些制度也在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如对一人公司的最终承认，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等；在台湾地区，2001年进行的“公司法”修订已是第12次，其内容涵盖公司组织运作、资本结构及资金供给、经营架构调整、行政监督、成本精简及效率提升等等。[2] 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进行省察，由于我国公司法实践起步晚，“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公司法制定国”[3]，理论研究不足[4]，起草时间仓促，存在许多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比如王保树教授指出：“我国公司法的主要问题是操作性不够，可诉性不强，法律空白多”[5]，漆多俊教授认为：“我国的公司法具有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6]，赵旭东教授批评：“资本信用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7]，公司法的实践也存在与法律理论和规定脱节的严重问题，[8]可见，公司法的全面修订是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加入世贸组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法治化也给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客观要求和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8]“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司法的颁布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今天中国公司法的修订则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9]笔者就我国公司法理念的现代化、理论进路和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不算成熟的几点粗略思考，期望有所裨益。
（一）树立现代化的公司法律理念。首先，树立国际本位理念，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我国公司法的酝酿到正式出台，其背景特点主要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和精神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设计最佳的法律途径和组织形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立法视角完全是国家利益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考虑，很少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及大循环的客观事实，因而缺乏国际眼光，是一种狭隘的国家本位的立法理念。[10]具体表现在赋予行政机关过多的权力，保留了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强制性规范过多，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紧，在外商投资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外汇管理等作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特殊规定，等等。公司法尽管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紧密相关，但其在21世纪的发展却会更多地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互动。入世后，我国公司立法要适应参与全球竞争的形势，从关注国内范围的适应性转向关注对国际竞争的适应性，从片面追求国家利益到兼顾国际社会的共生共荣，从内视于国内经济的刺激到更多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培育起全球思维方式和国际本位的立法理念，以推进公司法的现代化。其次，要充分开发“本土资源”，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法律发展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并行不饽是其21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1]我国的公司法更多地是从外国借鉴而来的，以致并批评为“舶来品”，成为其与实践长期严重脱节“水土不服”的招致责难的主要原因，甚至亦有人概叹“中国没有公司法存在的空间和生长的土壤！”事实上，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并成功返回国际经济大家庭，完全具备公司法生存和繁荣的“本地”土壤，十年的公司法实践也为本地化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因此，我国完全可以立足本国国情实际，创立一整套既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又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律体系。[12]
（二）确立修改公司法的多元理论进路。由于分析公司法立法和实践问题角度和方法的差异，对修改公司法的理论进路归纳起来有几种主张：第一，本土资源的原创进路。认为公司法之所以面临全面修改的定局，是因为照搬外国的现成制度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本地实际，主张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以解决本国问题为目标以反映本国特色为宗旨，创立中国特色的公司法制度。第二，实用主义的务实进路。认为各国的公司法均有一定的共性，因此现有的公司法制度尽管源自西方但并非具备不能应用于中国的天然的致命的因素，造成现在公司法困境的是法律实现上的原因，可操作性不强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公司法〉〉的在各地得不到统一执行，进而主张严格统一贯彻《公司法》及完善相关程序，重整《公司法》的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第三，经济分析的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变路。认为，资本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中举足轻重，资本信用是中国公司法制度建构的基本依据已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应成为中国公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主张从静态不变的资本转向动态变化的资产，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才结构分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从固有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能力或支付能力，建立公司优质的资产结构、合理的资产流向和充分的支付能力。[13]第四，国际主义观的法律趋同进路。[14]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法律文化交流与资料交换日益频繁，各国的法律制度会有相互吸收、借鉴、效仿、雷同乃至相同的现象，因而主张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15]这几种修改公司法的理论进路都各有合理之处，但强调过于片面亦有不妥的地方，因而修改公司法应综合几种进路，尽量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扬长避短，最终找到最佳的公司法立法方案。笔者认为，面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与入世返还国际经济大家庭参与全球竞争的客观事实与紧迫形势，立足我国实际，大胆借鉴、吸纳国际立法与惯例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推动公司资本制度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动态转变，大力加强公司法的统一实施，树立公司法的权威，培育公司法的信仰，将会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合理锲入点和有效的理论进路。
（三）我国公司法若干制度修改的要点。1、重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以资本三不变为基础的“资本信用”偏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建立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实现保护交易安全社会目标的全新的公司资本制度。2、充实公司设立制度。降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简化公司设立的程序实行准则主义，进一步明确公司设立的责任。3、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健全监事制度，增加董事监事背离及离任义务的规定，建立良好的秘书制度，切实扩大和保护股东股民的合法权益。[16]4、增加跨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规定，[17]强化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对关联交易中竞业禁止的规范。5、规定股东虚假出资、抽桃出资的民事责任，确立并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加强诉讼保护。[18]6、努力创制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法治意识，保证中国公司的规范运作，切实使公司的设立、治理结构及其他活动方面的规定能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规范运作。

注释：
[1]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
[2]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3]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4] 有人甚至批评我国公司法完全是“舶来品”，并非“本土资源“。参吴越：《论中国公司法之构造缺陷及克服》（上），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8990,visited at 05/26/2004.
[5]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该文的内容与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来源资料不同。
[6] 漆多俊：《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7] 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 可从孟勤国：《从郑百文重组案看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说》（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可观一二。
[8] 刘俊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上），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9014,visited at 05/26/2004.
[9] 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10] 国家本位和国际本位立法两种立法理念的界定和划分，参李双远等：《21世纪国际社会法律的发展趋势》，《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1] 黄进：〈〈21世纪法律发展的若干趋势〉〉。〈〈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2] 我国不少学者基于对“法律是地方性知识”格言的信仰，主张中国法律发展的本地化进路。参苏力：〈〈法治的本地资源〉〉，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3] 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赵旭东：〈〈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法学论坛〉〉（济南），2003年第2期。
[14]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法律上必然会导致各国法律制度乃至法律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与效仿的趋同现象，我国著名国际私法学家李 双元教授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参其文集〈〈国际私法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 漆多俊：《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直面竞争与发展主题〉〉，《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该文的内容与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来源资料不同。
[16] 钟明霞：《公司法修改若干问题探讨》，《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7]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参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 参江平、许冰梅：《论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中央财经大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