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3月30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9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金融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结合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吉林省管辖区域内，蒙古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享受县级市待遇。
自治县总面积7219平方公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前郭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已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自治县内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贡献。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依法确定，其中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按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定。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产生，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蒙古族公民应不少于百分之三十。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蒙古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和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的县长由蒙古族公民担任，在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蒙古族公民应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只使用其中一种语言文字。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境内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等，并用蒙古、汉两种文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立蒙古语文工作机构，加强对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研究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报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应从当地各民族特别是蒙古族人员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注意在妇女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要优先招收蒙古族人员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农村中招收。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本县的特点，自主地确定和调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所需增加的编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各族人民积极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对在自治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实行民族地区工作津贴。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自治县设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蒙古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在其他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要尽量配备蒙古族人员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力。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法律文书可以同时使用蒙古、汉两种文字。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只使用其中一种文字。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自治县的特点，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行全面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工业，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搞活流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坚持农牧并重，发展林草，大养鱼苇，办工兴商，系列开发，综合经营的方针，加强商品粮、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糖料生产基地的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和不断完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向农民提供专项服务或系列化服务。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水田，加强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扩大水稻生产，努力搞好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属于集体所有，归农民经营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或租赁，自留地和承包
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畜牧业生产。办好国营和集体畜牧场，发展家庭畜牧场，建立健全良种繁育、防疫灭病、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加强科学饲养，提高畜产品商品率。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原管理和建设。鼓励集体和个人大力种草，更新草原。努力治理草原的沙化、碱化、退化，提高产草量和载畜量。草原使用权一经确定，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侵占和擅自变动，严禁毁草开荒。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坚持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在营造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江河护岸林、堤防林、水源涵养林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营形式，鼓励群众在荒山荒坡和其它宜林地上从事开发性林业生产，坚持谁造谁有，林权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严禁毁林开荒和滥砍盗伐，严防森林火灾。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积极开展小流域治理，对二十五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植树种草。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开发利用水产资源，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坚持以养殖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积极推广科学养渔和捕捞新技术，提高经济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渔政管理，保护涵养资源。严禁违法捕渔和破坏水产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苇原建设和管理。扩大芦苇面积，实行科学养苇，不断提高芦苇产量。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继续发展国营、集体企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城乡合作企业，允许和保护个体和私营企业合法经营。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工业建设中，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立足于本地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不断开发新产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蒙古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在原材料、燃料的供应、贷款和税收上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加强城乡道路以及邮电通讯网的建设，加强公路路政管理，保护邮电通讯和交通设施。
自治县收缴的养路费按比例分成，用于公路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城乡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建设时，必须服从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本着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建设环境优美、清洁卫生、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城镇和乡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为了加快城镇建设，对在城镇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和“商业网点建设配套费”。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搞好环境保护，在开发资源和进行建设时，要防止环境污染和其它公害。对造成污染和其它公害的单位和个人，坚持谁污染，谁治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商业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企业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解，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做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调拨和供应工作。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根据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规定，享受照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规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加强出口商品基地的建设，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优待。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村、社采取优惠政策和措施，特别是把贫困的少数民族村、社做为扶持的重点。在资金、物资、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照顾。增强其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尽快脱贫致富。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事业，加强敬老院的建设，使孤寡老人安度晚年。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它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自筹资金进行的基本建设项目，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对自治县所在地的中央企业进行的基本建设，按中央主管部门的安排办理，事前应征求自治县的意见。
自治县自筹资金进行的基本建设项目，在征收税费上享受国家照顾。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所属的企业，自主地进行调整和技术改造。
非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不得变更自治县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统一保护和管理本地方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需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鼓励县外、省外、国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前来投资或合资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允许集体和个人依法合理开发自然资源。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开发资源进行建设，并对自治县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的产品，凡自治县需要的，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实行产品分成。
上级国家机关设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当地人员，特别是要注意招收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金融管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吉林省财政的组成部分，财政计划由省单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县财政的自治权，自主地调整财政收支预算。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财政结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支基数由省财政核定，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定额上解一定几年不变；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给予补助，补助数额逐年递增。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财政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事业隶属关系变更及遇有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使预算收入和支出受到影响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包干基数在执行中，因上级国家机关减免国、省直企业税收而影响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治县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相应的补助。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和本县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国家下拨的各项民族专用资金和临时性补助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经费。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为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对在境内开发利用矿藏、水等各种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缴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自治县收缴的水资源费和资源补偿费，不列入财政包干基数，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财政实行定收、定支、定补助，超收分成，短收减支，结余留用的管理体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聚居乡、镇的财政给予适当照顾。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格执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补充规定或具体办法，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施行。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金融部门要充分发挥杠杆作用，努力扩大资金来源。积极开拓金融市场，提高筹集融通资金的能力和效率，促进自治县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和体育事业，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好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教育经费增长的比例应同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相适应，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力量，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的规定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统一规划，合理设置蒙古族小学、中学和其它民族学校。自治县民族学校的教职员工编制、经费、助学金、奖学金等享受国家规定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蒙古语文教学工作，在蒙古族小学和中学，要不断提高蒙古语文教学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设置蒙古族幼儿园（班），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儿童学前教育。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享受放宽录取标准或定额照顾。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内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对学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列为时事政治课的一项内容。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结合自治县的特点，制定实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发挥技术推广中心和技术培训中心的作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搞好科技情报和咨询服务工作。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工作的科技人员实行补贴，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和教学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和奖励。
自治县积极引进人才，凡省内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企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帮助自治县开发建设，待遇从优。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各项文化事业，积极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蒙古族文化遗产，继承发展蒙古族传统优秀文学，繁荣蒙古族文艺创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广播、电视事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发掘和继承蒙古族的医学遗产，发展蒙医蒙药。重视中西医学的研究。积极防治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和其他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医疗卫生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药品、公共卫生和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自然增长，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依照《吉林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现代体育和蒙古族传统体育活动，加强城乡体育设施建设，培养优秀运动员，提高体育运动水平，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六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与外地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卫生、体育事业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第七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教育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分调动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普通话和汉文，对其中能够熟练使用蒙古、汉两种语言文字的，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七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要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七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各民族的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
团结。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每年9月1日定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1年5月9日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系
孙倩
摘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诞生是国际统一合同法领域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来又一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约》的不足,作为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国际商事合同法律制度的统一与协调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性质是不同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目前虽很难界定，但很明显的是它不是公约。目前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相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方式更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因而可以视为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
关键词：商事合同通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示范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通则”）这两个国际文件的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公约明显可以称之为国际公约，而通则则很难将其归为国际法律文件传统分类的任何一种。自1988年生效以来，公约已经得到包括全部主要贸易国（但日本除外）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批准。然而一个公约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批准和加入国的数量还包括公约生效后在一特定缔约国的适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双方是否确实同意公约适用于他们的交易合同中。实践表明公约在适应社会、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在国际领域内统一适用是公约面临的最大问题。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文件的性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方面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这两个文件是对立、并存抑或互补？商事合同通则是否对销售合同公约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其中两个文件的不同适用范围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 ： 二个文件的性质-对国际的立法的重述
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在销售合同公约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时，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何以要倡导编纂商事合同通则？并且，二者的并存，难道没有造成混乱与重复的危险吗？ 我认为，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它们形成的历程入手。1980年销售合同公约的通过，是从1929年开始持续50年多年工作的终点。从一开始，所设想的就是具有拘束力的统一规则。原因是在当时，法律实证主义即将法等同于国家法的教条占支配的地位。其结果，法律统一的全部尝试，不得不采取了先在国际的层面达成合意，然后再纳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的统一立法形式。 1964年的两个海牙条约-《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的统一公约》（ULIS）和《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的统一法公约》（ULF）-尽管在数十年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未能取得成功。仅仅被九个国家批准，而其中七个是西欧国家。1968年联合国新设立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开始工作之时，基本的选择是准备有拘束力的规范。当时，之所以坚持此立法方式，也有新的根据。因为随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法的统一化进程，已经不再局限于比较少数的具有单一经济社会结构的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所谓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也参与了进来。这些国家几乎都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严格的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如果这些国家打算参加国际商业交易的话，必须就对外的交易关系制定特别的规则。特别是，有必要认可本国的经济主体，享有与来自市场经济诸国的竞争对手基本相同的契约自由。这些特别的法律制度，无论由本国单方面制定，或者由国际层面就国际买卖契约的场合达成合意，都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但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选择统一的立法方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缩小了起草者的行动范围。由于参加交涉的各国法律传统的差异及各国社会经济构造的不同，导致了某个问题被从最初设想的规范对象中排除出去。关于其他许多事项，是就对立的意见作妥协处理的结果，只能将该问题以或多或少没有解决的形态遗留下来。其结果，导致销售合同公约中存在若干重要的漏洞，适用范围狭窄，还有不少规定的意思含混不明。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类型被排除在公约之外。公约的适用反映了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内容，而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用范围之外。如销售合同公约明示，关于契约的有效性、契约可能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影响（见第4条）、 货物造成买主及其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时出卖人的责任（见第5条），不适用该销售合同公约。还有一些规定，使用了极端含混、不明确的词语，掩盖了实质上什么合意也未达成的事实（见涉及遵守诚实信用的第7条1款、根本违反合同的第25条、关于收取迟延的金钱的利息的权利的第78条）。
商事合同通则补充了销售合同公约未涉及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形贸易还包括无形贸易，它所适用的国际商事合同类型，既有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又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促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统一法原则那样雄心勃勃的方案的因素，可以说是既源于销售合同公约的优点，也源于销售合同公约的不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销售合同公约这样的国际买卖统一法在世界上未被采用的话，也就可能不会有制定关于国际商事契约一般规则的尝试。同时，因为销售合同公约表明了立法层面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及达成该销售合同公约制定过程的艰辛与障碍，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就放弃了制定具有拘束力的规则的计划，设计了独自的方案和摸索别的途径，构想在国际的层面上实现美国法律重述那样的规则。198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这些成员均以个人资格参加，不代表自己的政府的见解。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这样的努力获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商事合同通则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被称为是“自《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来国际贸易法领域最重要的业绩”、“对商习惯法最具权威且最有价值的记述”。200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有原来条款的基础上对该通则进行了补充。使其更加完臻。
二：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关系
（一） 销售合同公约和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范围
原则上，大部分国际商业交易是适用维也纳公约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a）规定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本规定表明即使合同双方并没有认识到其营业地是公约缔约国，公约仍可适用于该合同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公约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内而且合同订立于公约生效后，公约自动适用于合同。合同的国际性主要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即使合同当事人营业地不在公约缔约国内，在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时，公约也可以适用于合同。非缔约国当事人是否可以明示选择公约为合同的准据法，虽然公约在此方面没有规定，但实践表明是可以的，这也是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公约对缔约国来说虽然是有拘束力，但它的适用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规定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而商事合同通则主张对“国际”合同的概念作最为宽泛的解释,仅排除那些根本不含国际因素的合同,即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仅与一国有关。即使是这样的合同,如果当事人的本国法没有强制性的相反规定,它们仍然可以约定适用商事合同通则， 另外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时，则应当适用本通则；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法"（"ｌｅｘ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ｉａ"）或类似法律管辖；或双方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时，该通则也可适用。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关规定，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商事合同通则涵盖更广的范围，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
（二）：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关系
一般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之间在适用上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关系，因为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通则的适用范围则广的多，所以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以外的合同，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叠。尽管公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但仍有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无疑为商事合同通则的作为国际统一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机会。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但是，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领域，二者也并非不相容的，而是互补的关系。例如，由于销售合同公约也并非强制性的规则，它的适用有一定的任意性，缔约国的当事人间缔结买卖合同同样可以修改公约的条款在合同中加以适用或完全排除公约的适用。这样的情形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事合同通则就有适用的余地。在双方当事人本身明示选择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言及“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的情形，即可以将商事合同通则解释为“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目前，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适用商事合同通则的仲裁裁定已有十多件。另一方面，在公约的适用条件得到满足时，在应适用销售合同公约的案件中，鉴于它是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而商事合同通则目前尚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所以通常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优先于商事合同通则。但由于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当事人也许会将销售合同公约的个别条款，置换为更适当的商事合同通则中的对应条款，甚至于以商事合同通则替换整个销售合同公约，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考虑。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明确化，即使在国际买卖合同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商事合同通则无疑可以用于解释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２条（４）规定：“本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以前为了解释销售合同公约，裁判官或仲裁员每次都必须探求解释的原则和基准。商事合同通则的出现使这种工作变得非常容易。例如，商事合同通则第7.3.1 条为判断债务不履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所设定的若干基准，将有助于理解销售合同公约关于这一重要概念有几分含糊规定的第25条。同样，规定受害方当事人解除契约的通知不能排除不履行方当事人补救的权利的第7.1.4条，可以用来解消与此相应的销售合同公约第48条关于此点所生的疑问。其次，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除有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商事合同通则包含的内容比销售合同来的广，在销售合同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３）规定：“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商事合同通则产生以前，各裁判官或仲裁员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是先确定该一般原则，再从该一般原则导出须解决的特定问题的答案。这种工作因可以援用商事合同通则而变得容易。
三：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创新与发展
《通则》的制定过程不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各国合同法以及以往统一合同法精髓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多方面对传统合同法有所突破的过程。正如《通则》在“引言”中所言:“《通则》试图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而专门制定一种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得那些被认为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具体化,即使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这一目的使得《通则》的许多规定更加精确与科学。 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公约未曾涉足的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尝试，建立了下列几项新的制度，体现了商事合同通则在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基础上的创新。
1、 有关合同的效力问题
国际商事合同的实体有效性问题是统一法与国内法最为敏感的交叉点，它涉及到两种激烈冲突的利益：一方面有关合同统一法适用的前提是合同已推定有效；另一方面合同实体无效的理由代表了基于公共政策考虑的国内法观点，而用统一法的方法来统一各国不同的公共政策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下列事项无关：（a）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这使公约在合同效力问题上绕道而过。把合同效力问题留给各国国内法去解决，但由于各国对此问题规定又颇不相同，使得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合理预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合同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认和保护当事人交易的安全,其效力问题在整个合同法体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约》对这个问题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这对国际商事活动的发展很不利，但商事合同通则并未回避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设立专章试图消除各国法律在合同效力上的分歧，树立一个规范样本供当事人选择适用和各国立法参考。是对公约的重大突破。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２．１１条规定：“如在订立合同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发出的确认合同的书面文件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除非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更改了合同，或者收受人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对有出入之处表示异议外，构成合同的部分。” 第２．１３条规定：“（１）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订立合同，而特意将一项条件留待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不妨碍合同的成立。（２）合同的成立并不受下列情况的影响：（ａ）双方当事人未就该条件达成协议，或（ｂ）第三人未确定该条件，但另有替代方式可提供在所有情况下均为合理的确切条件，包括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不在此限。” 第３．９条规定：“（１）仅是合同订立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２）仅是合同订立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有关的财产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等等都旨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合同而非使之无效以适应国际贸易实践的需要。
2、公共许可问题
在合同的一般履行上，商事合同通则与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比公约更详尽，其中“公共许可”则是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没有的。公共许可包括依据公共性质的考虑而设立的所有许可要求，它与所要求的特许或许可是由政府机构批准还是由政府因特定目的而委托授权的非政府机构批准无关，合同的效力或其履行必须遵守公共许可的要求，这就产生一系列问题：由谁承担提出申请的义务，提出申请的时间，不能按期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和申请遭到拒绝的法律后果如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５．１．２２条规定：“凡一国的法律要求取得影响合同效力或使其履行不可能的政府许可，且该法律或各种情况并无其它表示，（ａ）如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该当事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获得许可；并且（ｂ）在任何其它情况下，其履约需要许可的一方当事人应采取必要措施。” 第５．１．２３条规定：“（１）按要求应采取必要措施以获许可的当事人应依此行事，不得不当迟延。他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２）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情况下，该方当事人应在任何适当的时候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准予或拒绝给予许可的情况。” 第５．１．２４条规定：“（１）如尽管责任方当事人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而在约定期间或，无此约定期间时，在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既未准予又未拒绝给予许可，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２）凡许可只影响某些条款，则第一款不适用，只要在适当地考虑了所有有关情况后，即使被拒绝给予许可，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第５．１．２５条规定：“（１）拒绝给予影响合同效力的许可时，合同无效。如拒绝只影响某些条款的效力，仅该部分条款无效，只要适当地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后，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的其他部分。”所以，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则该方当事人应毫不延迟地申请公共许可，政府对该申请既未批准又未拒绝，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终止该合同；当许可仅影响某些条款而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合理的，即使许可申请遭拒绝，该合同仍得以维持。这就是说，当政府拒绝公共许可的申请，将导致合同的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3、非诚信进行谈判问题
缔约自由原则对于保证国际贸易经营者之间正常竞争至关重要，因此商事合同通则赋予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权利，允许当事人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２．１４条规定：“（１）当事人谈判自由，达不成协议不承担责任。”但是，商事合同通则同时也禁止当事人滥用此项权利，它不得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相冲突。于是，在商事合同通则中首次出现了关于非诚信进行谈判及其责任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即为诚信或恶意谈判。一方当事人有意或由于疏忽使对方当事人对所谈合同的性质或条款产生误解，或通过歪曲事实，或通过隐瞒反映当事人或合同本意的应予披露的事实，亦构成恶意。《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２．１４条规定：“（２）但是，以非诚信进行谈判或以非诚信突然中断谈判的一方当事人应对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３）如一方当事人不打算同另一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而仍开始或继续谈判的，即为以非诚信进行谈判。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以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即责任方应负担谈判中发生的费用，还要对对方因此失去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进行赔偿，但是一般不赔偿若订立原合同可能产生的利益。行使中断谈判的权利应以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为前提，即使在进行谈判前或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要约和承诺，一方当事人也不得随意突然无正当理由中断谈判。要确定从何时起要约或承诺不得撤销，当然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特别是一方当事人信赖谈判的积极结果，及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的与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有关问题的数量。
4、条款待定的合同问题
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有意留下一个或多个条款待定，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在合同订立时做出决定，而将这一决定留待他们日后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这就产生了关于合同成立与条款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２．１３条规定：“（１）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订立合同，而特意将一项条件留待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不妨碍合同的成立。（２）合同的成立并不受下列情况的影响：（ａ）双方当事人未就该条件达成协议，或（ｂ）第三人未确定该条件，但另有替代方式可提供在所有情况下均为合理的确切条件，包括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不在此限。”只要当事人有意订立合同，特意待定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有待定条款，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仍可从其他情况来了解，如待定条款的非重要性、整个协议的确定程度，待定条款根据其性质只能在以后决定的事实、协议已经部分生效的事实等。如果当事人未能就待定条款达成一致，或第三人未予确定，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图，如果在具体情况下存在一种可选择的合理方法来确定此条款，则合同的存在将不受影响。与合同条款特意待定不同的一种情况是，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坚持合同的订立以对特定事项或以特定形式达成的协议为条件，则在对这些特定事项或特定形式达成协议之前，合同不能成立。在这里，“坚持”一词明确了当事人若只是简单地表达其意图仍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意图有这种效力，这种表达必须是非常明确的。
5、格式条款问题
国际贸易中格式文本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而当双方当事人通过交换彼此的标准格式文本进行交易，并且都坚持最后的合同是在自己的格式文本基础上达成协议之时，就会引起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及如何确定合同条款的争议。格式合同之争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问题，基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在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尚不能达成共识。商事合同通则参照各国法律的不同做法，对此规定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２．１７条（2）规定：“标准条款指事先订立的为一方当事人通常、重复使用的条款，并且该条款无须同另一方当事人谈判而实际使用。”第２．１８条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使用标准条款，并就标准条款以外事项达成协议，合同应根据商定的条款和实质上共同的标准条款订立，除非一方当事人事先明确表示或事后没有不当迟延地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他不愿受此合同的约束。”第２．２０条规定：“如果标准条款和非标准条款发生冲突，以非标准条款为准。”
商事合同通则是继销售合同公约之后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继承和发展了销售合同公约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法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较之销售合同公约更广泛，适用方式更灵活，但二者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可能。二者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这一点。销售合同公约是国际公约，是各国意志与利益协调的结果，虽对缔约国不具有适用的强制性，但缔约国有适用它的国际义务。但是，商事合同通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理论研究成果，与各国的意志与利益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试图从理论上消除各国法律的分歧，达到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的目的，因此在学理上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但是，考虑到它的内容及立法目的，要在短期内获得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适用并上升为国际条约是不可能的，因此无法取代销售合同公约的地位。商事合同通则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采用，基本上没有强制适用的余地。但由于国际商事合同包含的内容比销售合同公约广，在销售合同公约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参考书目：
1：Bonell,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and CISG-Alternatives or Complementary Instruments Uniform Law Review(1996)
2： Katharina Boele-Woelki, ‘Terms of Co-Existence:The CISG And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3： Bonell and Liguori, supra note 26, at148
4：肖永平,王承志“国际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特点之比较”载《法学论坛》第4期
5：《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6：《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