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山西省政府第3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络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应达到如下要求：
（一）坚持厂长（经理，下同）负责制，确立了厂长的中心地位，《条例》赋予企业的十四项经营权真正落实，依据市场导向自主决策和组织生产经营，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利益机制形成，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真正确立，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三）企业管理得到加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超过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或达到全国同行业平均先进水平。
（四）企业的发展机制明显增强，自我积累不断增加，技术进步，产品发展，资产增殖，装备得到更新、改造，发展后劲足。
（五）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六）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效果良好，职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
第二章 企业经营权
第四条 企业资产经营形式主要有承包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股份制、租赁经营责任制以及其他形式。
继续坚持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包死基数，超收全留。对承包合同中的上交利润基数，根据国家规定的所得税率进行调整，井取消分成比例，超基数部分全部留给企业。对政策性亏损的企业，实行核定亏损、定额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全留的承包办法。资产的保值、增殖应作为
企业承包的主要考核指标，承包期限为五至十年。
逐步试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免除税后上交利润，免除部分用于发展生产。
按照规范化要求，积极推行股份制。通过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建立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共同体，增强企业的利益机制。
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中小型企业可以由本企业全体职工、其他企业或个人承租，实行租赁经营。小型企业也可以拍卖。
第五条 除法律、法规有专门规定外，企业可自行调整生产经营范围，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企业报告后七日内办理完毕。
第六条 省计划主管部门除照转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下达极少数关系本省国计民生的指令性计划外，原则上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其他任何部门和地、市、县都不得向企业下达或追加指令性计划。
计划部门在下达指令性计划时，应组织生产企业与需方单位签订合同，或根据国家规定，由生产企业与政府指定的单位签订订货合同，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提供相应的能源、主要物资供应和运输条件，井组织生产企业与提供保证条件的单位鉴订合同，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企
业生产条件如得不到保证，有权要求调整指令性计划，计划下达部门不予调整的，企业可以不执行计划。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所需的主要物资如不能执行计划价格，生产企业可按市场价供货，实行保量不保价的办法。
第七条 省物价部门管理的少数产品和劳务价格，由省物价部门编制下发产品和劳务目录，目录以外的产品价格和劳务价格一律由企业自主决定。取消企业定价资格认可证制度。
第八条 企业以留用资金和自筹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并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按管理权限报经委或计委备案。经委或计委依据验费证明，组织银行．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集中审查，并在十日内出具认可企业自行立项的文件，由企业
自主决定开工。逾期不办的，视为同意。厂区内的项目，只需到环境保护部门办理手续。
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不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或需要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以及向社会发行债券、股票的项目，按规定程序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凡列入规划的项目，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一般项目不搞评估，如确需评估的，由最终审批部门组织或委托集中评估一次。
对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竣工和投产，实行一次性集中验收，基本建设项目由计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技术改造项目由经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企业可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幅度内，自主决定增提新产品开发基金，自行选择折旧办法和加速折旧的比例。增提部分在考核承包合同和工效挂钩时，可视同实现利润。从折旧中提取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全部免除；从留利中提取的，按国务院规
定逐步减免。
大中型企业三百万美元以下，小型企业一百万美元以下的引进外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主管部门应办理有关手续。
第九条 企业有权自行在国内选择外贸企业或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或进行联营合作，从事进出口业务。在获得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等方面，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享有同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
经贸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在分配企业留成外汇时，应直接分配到出口企业留成外汇帐户，任何部门不得截留企业留成外汇。企业有偿上缴外汇，政府有关部门应按当时的调剂市价将人民币及时偿付给企业。留成外汇允许企业自主使用。
有进出口自主权和年出口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生产企业，可根据需要自行确定本企业经常出入境业务人员名额，政府有关部门应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
第十条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一般性固定资产，自主决定出租、抵押或者有偿转让。对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可以出租，经政府部门批准，可以抵押或有偿转让。处理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必须全部用于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或归还贷款。企业处置固定资产，应
按国务院发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进行评估。
第十一条 企业在产品销售、物资采购方面，除少数指令性计划外，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自主选择供需单位、购销方式和渠道。企业积压和不适应生产需要的物资，可自行销售，按规定须经审批的品种，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第十二条 企业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劳动部门不再下达用工计划，不再履行审批手续，但招工简章须到劳动部门备案，企业劳动合同样本应经劳动部门核准。停产半停产和经营性亏损企业原则上不得招工。
法律和国务院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对特殊行业和工种，可跨地区招收合同制工人，也可适当从农村招收部分农民合同制工人，但须报劳动部门审批。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和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可自主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并决定相应待遇，自主决定在国内外聘用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有关部门应予办理手续。
第十三条 企业有权自主设立内部机构，任何部门不得强行要求上下对口或规定级别待遇和人员编制等。企业及管理人员，一律不套用行政级别。
第十四条 企业可自主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在基本工资总额内自主决定职工晋级、增资。对科技人员可实行课题或项目包干，对销售人员可实行购销承包。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强行要求企业晋升、普调工资；上级部门对企业领导和模范职工、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其
奖金应由决定奖励的部门支付。因国家和省、市政府调整物价，而使企业职工的各种补巾增加，应相应调整挂钩的工资基数。企业领导干部调出后，不得再从原企业领取工资。
对经营性亏损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应严格控制其工资总额，按季审批。
第十五条 企业留用资金完全由企业自主使用。取消承包合同中关于企业留利使用比例的规定。企业完不成上交时，不得以折旧费和大修理费补交。
第十六条 企业对强行摊派人力、物力、财力的行为，有权向审计和监察部门检举、揭发、控告。审计、监察部门接到检举、揭发、控告后，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企业。
各地区、各部门对收费、集资、罚款要严格按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规定执行。
除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考试、考核，不得强行要求企业刊登广告、征订书刊、参加知识竞赛以及在企业召开无关会议等。
第十七条 理顺企业领导体制，坚持厂长负责制，确立厂长在企业的中心地位。有条件的企业应实行厂长书记一人兼。建立和完善工厂管理委员会，厂长任管委会主任，管委会实行主任负责制。
企业副厂级行政领导，由厂长提名，经党委讨论，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意见后，厂长决定任免。上级向企业委派广级领导应事先征求厂长意见，并按规定办理。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和自我约束
第十八条 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利税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
第十九条 企业当年经营亏损的，按其上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核减当年工资总颜，同时降低厂长和其他厂级领导一级工资。
企业连续两年经营亏损且亏损额比上年增加的，核减其原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降低厂长和其他厂级领导两级工资。企业经营性亏损超过两年的，应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第二十条 对连续三年完成承包上交任务，井实现企业资产增殖，有突出贡献的厂长，除按合同规定奖励兑现外，可给予一次性重奖。
第二十一条 企业以不提或者少提折旧和大修理费用，少计成本或挂帐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由此提取的工资部分，应从工资总额中核减，井追究责任。企业用生产发展基金以及处理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发放工资、奖金或增加集体福利部分，在工资总额中如数扣
除。
企业不按《条例》规定提取工资储备基金的，须从下一年工资总额中如数补足。
第二十二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应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改革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企业财务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保证所有者的权益和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殖。对历年来的潜亏和财务遗留问题，企业应澄清底子，有计划予以处理。
第四章 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自我发展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以市场需求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根据本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兼并、分立、解散、破产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产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转产。转产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不得转产国家和省禁止生产和淘汰的产品；转产国家和省限制发展的产品，应报国家和省经济主管部门审批。
（二）停产整顿。企业亏损严重，政府可责令其进行停产整顿，或由企业申请，经政府批准进行停产整顿；停产整顿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停产整顿企业，应停发奖金，财政部门应准许其暂停上交承包利润，银行贷款应予以展期或停减利息。
（三）合并。企业合并可以由企业提出，也可以由政府提出。企业提出的合并，合并方案由企业制订，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政府决定的合并，合并方案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与被合并企业协商后提出。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企业合并，可以依法采取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
（四）兼并。企业兼并由企业自主决定，并签订兼并协议，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企业之间的兼并，应实行资产有偿转让、股份制经营等方式。兼并企业应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权俩务；被兼并企业欠缴的利润可予以减免，欠缴的税金，经有关部门批准，给予减免，被兼并企业原享受的
减免税优惠政策，两年内不变；政府主管部门应适当核减兼并企业的承包基数；拖欠银行的贷款，应予以展期或停减利息。
（五）分立。经政府批准，可以将企业所属的分厂、车间、科研及其他机构分立为新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分立时，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等。分立方案由企业提出。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六）解散。企业经停产整顿仍然达不到扭亏目标，并且无法实行合并的，以及其它原因应当终止的，在保证清偿债务的前提下，由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经省政府批准，可依法予以解散。企业解散后，原有的债权债务和财产，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成立的清算组进行清算；职工由劳动部
门和政府主管部门受善安置，也可以自谋职业。
（七）破产。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应依法破产。政府认为企业不宜破产的，应当给予资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帮助企业清偿债务。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参股、控股、承包、租赁等形式，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政府应予引导、扶持。组建企业集团要着眼于以资产和产品为纽带，逐步实现资产经营一体化。在集团内部进行存量资产和生产组织调整，基建和技改投入应有利于专业化生产。鼓励发展股份制
企业集团。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正确行使企业经营权，大力推进内部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经营思想、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目标和各项管理制度，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一厂两制或一厂多制，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应推行现代化管理，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按国际惯例
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销售机构，充实销售队伍，提高销售人员素质。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强化发展机制，建立强而有力的开发系统，健全开发机构，充实开发队伍，增加开发投入，改善开发条件，加强开发管理，加速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更新换代，大力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企业应对在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重奖。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以产品和技术开发为纽带，建立产、学、研利益共同体，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转而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有关部门认定，可全部或部分享受高新技术优惠政策。除税利分流试点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在现行税制下可继续实行税前还贷。
第五章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第二十七条 按照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各级政府应转变职能，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逐步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市场调节、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体系，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
政府主要职责是保证国有资产的收益和保值、增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干预；调控和引导企业的行为，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依法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督；为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为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提供社会化服务。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行使本省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的主要职责是：
直接或授权政府有关部门分别行使《条例》第四十二条（一）至（八）项职责是：
负责制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管理和收益分配的各项规定和制度，对其授权单位实行监督、检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
政府对财产的管理主要应对其价值形态进行管理。除《条例》第四十二条和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外，企业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置权属于企业。
第二十九条 省经济综合部门应制定本省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规划，每三至五年公布一次产业政策，每年公布一次重点扶持、发展的产品目录及其优惠政策。在投资安排上，应集中资金，保证重点，不留缺口。
第三十条 政府应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作用，行业管理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
行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产业政策，制定和落实行业发展规划，引导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及时发布有关国内外行业发展动态的信息，指导企业的产品发展方向，减少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积极开展科技和市场的信息交流；制定行业规范和职业
道德规范；开展科技咨询和职工培训等活动。
第三十一条 政府应采取措施，推进专业化改组，发挥规模效益。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建企业应统一规划部署，建立工艺和零部件专业化工厂。服务性生活和生产公共设施，由政府或开发区集中建设管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部门应帮助企业搞好专业化协作。
工业集中的城市，政府应安排一定投入，有计划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改组。逐步将企业中的通用工艺和共性生产单位如铸造、锻造、电镀、热处埋、工模具制造、标准件及通用件生产、设备维修、消防等集中起来，建立专业化工厂和服务组织。条件成熟的，可撤销、合并现有企业中重复
生产的单位。为扶植其发展，企业可申请减免流转税。
第三十二条 打破地区、部门分割和封锁，撤除不符合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要求的各种关卡，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产品销售采取限制性措施。
依据统一规划、规范管理的原则，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本省市场建设规划，落实投资，建设一批跨地区、多功能、辐射能力强的生产资料市场。在完善现货市场的同时，积极试办期货市场。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务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和完
善市场法规，加强市场管理。
第三十三条 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会统筹范围，逐步在本省全面推行。改革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计发办法，做到与本人缴费工资、缴费年限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形成自然调整机制；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应逐步向社会管理过渡，离退休费用由社会保险管理机
构直接发放或委托银行代发。
建立和完善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对被企业辞退、除名、终止或解除合同以及按规定可享受待业保险的职工，社会保险机构应予以接受，并保证其待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企业可将不超过本企业职工0．5％的富余人员和相应比例的待业风险补偿金交劳动部门的待业保险机构，待业保险机构
应按规定保证其待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并提供就业机会。
第三十四条 各级政府应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积极发展幼托、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为企业职工提供服务，并规范收费标准。各级政府应鼓励企业组织富余人员兴办第三产业。企业现有的公益服务单位应面向社会，逐步与企业脱钩，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可取得法人地位。
积极建立和发展会计、审计、法律、资产评估和咨询等服务机构。
进一步发展各类劳动服务企业，逐步形成包括职业介绍、就业培训、生产自救和待业保险在内的社会化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积极协助企业安置富余人员。
第三十五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依托大中型企业建立各类技术岗位培训基地，为本行业、本地区企业职工的岗位培训服务；组织经济管理院校分期分批、有计划地为企业培养经营管理人才；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企业的经营管理干部到省外、国外进行培训、实习。
第三十六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有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责任。企业所在地政府应协调好企业与外部各方面的关系，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政府主管部门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条例》第四十七条以及未经企业同意擅自变更未到期承包合同行为之一的，企业或企业负责人可向负责实施本办法的部门反映，要求调解；十日内得不到解决的，可向上级机关或监察部门投诉。上级机关或监察部门按到投诉后，
应在三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根据情节在三十日内作出如下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人：
（一）情节轻微的，责令其限期改正。
（二）情节严重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企业也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企业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条例》第四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对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同时可一次性分别给予五百元至一千二百元的罚款；触犯法律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政府部门依法行使与企业有关的审批权限时，应公开告知该事项的审批条件、程序和期限，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结。不按规定履行审批职责的，由审批负责人和具体委任人承担行政责任。
第四十条 对随意断水、断电、断路等滋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和威胁企业负责人及其他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企业或企业有关人员可向所在地政府或公安机关报告。当地政府或公安机关在接到报告或知道该行为后不予及时制止处理的，上级机关应根据情节分别给予其负责人及责任人行
政处分；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的原则运用于本省境内的其他全民所有制企业。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发布前省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和其他文件，与本办法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经济委员会和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由省经济委员会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条例》有明确规定，本办法未涉及的，遵照《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2月18日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函待改善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尚立福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当控诉方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就意味着控诉方完成了证明责任，其指控的事实也就成立，反之，意味着未完成证明责任，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达到以下要求：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现有证据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论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排除盖然性的绝对确定的客观标准。我国的证据法制度以可知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司法机关是完全能够认识案件的事实真相的，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所谓客观事实，从常识和经验得知，案件发生，客观上确实发生和存在一个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我们将这种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称为客观事实。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客观性，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变更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发生的过程或状态。二是清逝性，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转性，它在发生的同时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消逝了，留下来的只是它对于相关事物的影响，这些影响就是证据。三是中立性，客观事实本身无所谓真或假、肯定或否定，客观存在本身仅仅是客观上所发生或存在的一切。然而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定罪量刑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二、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首先是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一种认识活动，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认知的结果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非客观真实。
（一）证明主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刑事诉讼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由司法机关、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构成，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具有无限发展的认识能力，那种认为只要司法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重视调查研究，收集证据，就完全有可能掌握对查明案情有意义的一切事实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其次，诉讼主体本身主观能力有局限性，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普遍的诉讼当事人，都是基于其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从事证明活动，必然受到其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限制。最后，诉讼证明主体受诉讼利益的影响。由于诉讼证明主体特别是诉讼当事人与案件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明主体在诉讼证明中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有可能只陈述对自己有利或对对方不利的案件事实，公诉人在法庭举证时一般只举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无罪辩解经常一字不提。这些特殊性会造成诉讼证明的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刑事诉讼证明时空和资源的限制性
诉讼证明受到严格的诉讼地域管辖和法定期限的限制，诉讼证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完成证明活动或根据已有的证据无法得出明确的证明结果，但案件不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被告人也不能无限制地处于羁押或被调查的状态。另外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寻求某一案件的绝对真实而不惜血本，这就决定了诉讼证明只能达到一种近似的、相对的真实。
（三）刑事诉讼证明客体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的客体是特定主体在过去实施的某一种犯罪事实，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个方面，对于客观事实可以通过证据加以认识，但罪犯的主体意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转瞬即逝、一去不复返的，即使是相同的人，也不可能重现其曾有过的主观意识，诉讼证明必然是相对真实的。
（四）刑事诉讼证明方法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的历史证明，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刑事案件，司法人员只能通过收集、审查、运用证据按照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以推理方式对案件事实加以再现，才能完成诉讼证明，在证明方法上也只能达到一种接近客观事实的相对真实。
三、法律事实及其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诉讼证明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不到绝对真实即客观事实的程度，只能达到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相对真实，这种相对真实是建立在现有的证据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可能通过证据事实推知与获得最大程度的真实，是一种法律拟制或者推定的事实，也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指通过审判，各种证据经过法定的举证、质证、交叉询问及辩论等程序调查后，裁判者在判决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就是在判决书在证据基础上用法律语言重构和再现的客观事实。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面性，它是裁判者在综合控辩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认定的案件客观事实，是全面而非片面的。二是确定性，它是司法机关对案件客观事实作出的最终认定，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通常标志着对案件客观事实认识活动的终止，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次启动诉讼程序去重新认识和认定案件客观事实。三是程序性，它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程序——审判程序的结果，是与案件客观事实认定有利害关系的多方诉讼参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司法程序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的合理性。四是权威性。它是由代表国家司法权的机关——法院作出的权威性认定，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公众必须接受。
法律事实的提出只是更新了我们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上的观念，需要我们确定新的证明标准。
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从字面上讲是指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序，它所要做的只是排除“合理的怀疑”。尽管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合理怀疑”也是一个非常难界定的概念，它的确切含义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至今几乎仍无人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界定为“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妥适的确定。尽管这种标准不必达到绝对的肯定性，但却必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程度。”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所作的经典解释为“顾名思义，一项合理的怀疑准确地说就是一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亦即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它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见而产生的怀疑。它是这样一种怀疑，也就是如果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这一问题，而给出一种逻辑上的理由。这种逻辑上的理由可以是指与证据有关联的理由，包括你在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现的矛盾，也可以是指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而该证据在这一案件中属于定罪的前提条件。”可见“排除合理怀疑”不是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排除一切怀疑是我国的证明标准），而仅要求排除的怀疑必须是理性的，不是虚幻的、想象的怀疑。
大陆法系国家定罪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在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时，对待定的事实必须无疑义地认为其为真实。这种确信必须是理性的、真诚的确信。根据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并不考虑他们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达到内心确信程度的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个人的纯粹猜测。当证据无法对指控的事实加以理性地、明确地证实时，法官个人的纯粹主观确信甚至直觉，都不足以成为判决的基础。如果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济，由其他法官验证该判决形成过程能否被他们所理解。
两大法系国家分别从正反两面表述证明标准，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一种高度盖然性标准，而非绝对的确实性。两大法系均认为，由于人的证明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效率的要求，证明达到绝对的真实程度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刑事证明标准只能选择“高度盖然性”或“最大程度盖然性”的标准。
（二）以严格的自由心证为依据。现代两大法系国家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的认定均实行严格的合理的自由心证主义，彻底抛弃了传统自由心证的非理性和非民主因素。首先，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的认定是通过认识主体的主观思维——自由判断实现的。因此，“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可以说是一种主观标准。其次，实行证据裁判主义，要求对事实的认定必须以法庭审理中经过举证、质证的证据为客观基础，因此，“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具有客观性，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想象。最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定证据能力 制度、公开的法庭调查程序、辩论程序、合议程序、上诉程序、判决理由制度等形成的。这种证明标准又具有法律性。通过这种标准所形成的事实既非原来发生的客观事实，又非单纯的主观产物，而是种法律事实。可以说，现代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法律真实标准的典型体现。
四、我国刑事诉讼客观标准的弊端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论的典型代表，其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忽视甚至是否认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不是从司法人员的主观思维状态——自由心证的角度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从而否认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认定的自由心证原则。实际上，司法人员在裁判或处理案件时，必须要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一定的主观判断。除了在神示证据制度和法定证据制度之外，任何一名司法人员在做出有罪认定时，实际上都确信自己的裁判或者认定是正确的，即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法官在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时采取自由心证的判断方式，即使我国诉讼法否定自由心证制度和法官有所谓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但司法实践中，它们仍然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因此，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这种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态度，是违反认识规律的。而且，与两大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受到更少的制约，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如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法官享有对疑问证据的庭外调查权，判决理由的秘密性，证据规则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严等，使得我国法官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形成自己的心证。可以说，我国法官在实际司法中所操作的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的主观性。
（二）、缺乏可操作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要求将“客观事实”作为衡量裁判者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标准或参照物，但客观事实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件，对这种“客观事实”的认识不仅要揉合认识主体的主观思维，其本身也正是认识主体通过证据所要竭力查明的，将这种尚待查明和“客观事实”又作为认定事实的标准，不可能具有操作性的。因此，我国立法所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大而空，即使对其做出一些具体的解释，但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明确和操作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司法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凭其法律意识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易形成共识，影响了办案的准确性，降低了诉讼效率。
（三）放纵犯罪，影响司法形象。随着新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施行，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改革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控辩制度的实行，大大提高了刑事诉讼程序的透明度，然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中心环节——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却没有任何改变，致使控辩制的改革流于形式。更为严重的是，控辩制加大了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诉讼时限也趋于严格，在较短的时间内，控诉机关收集的证据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致使审判机关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这类案件有时主审法官的内心都认为被告人已经实施了犯罪，但由于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客观事实的程度，只好宣告被告人无罪。依法断案的结果，有时尽然在放纵犯罪。乐的当然是被告人，而苦的是司法人员、被害人、人民群众，损害了法院在人民群众的形象，何谈司法公正？
五、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改善
刑事诉讼证明应当建构一种能够兼容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均衡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效率，既有概括性又有可掌握性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这种标准很难用几个词语准确地表述，从当今世界各国的证明标准中，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急待改善。但目前我国并未对法官实行西方的精英化、职业化选任和管理，现有法官的整体素质明显偏低，全面实行自由心证，要求以“内心确信”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未免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后果。但在条件符合的部分地区或法院推行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证明标准，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也好为我国的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理由如下：
（一）“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司法人员对被控诉人确信有罪至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司法人员必须通过其主观思维过程判断是否排除了合理的怀疑。因此，从字面上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似乎是单纯的一种主观标准。但事实上，它不仅具有主观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因为刑事诉讼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是以刑事程序中的证据为客观基础的，并且排除合理怀疑本身就要求证明结论应当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合理的怀疑是具体的、是有一定根据的怀疑或可能性，那种抽象的、纯理论上的或缺乏事实依据的怀疑或可能性不能称为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一种可以说出理由的怀疑，不是无故质疑、任意妄想的怀疑、过于敏感的怀疑、仅凭臆测的怀疑、强词多理的怀疑。人们可以清楚地界定“合理怀疑”与“无故质疑”，使其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根据这种证明标准。司法人员应当把时间、财力和人力集中放在查明、排除案件事实中存在合理怀疑的部分，而没有必要对一切怀疑或可能性予以排查到底，从而避免司法机关为查清某些不合理的怀疑而投入无限的时间和资源，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加快了办案的速度，提高了审判效率。
（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和放纵犯罪问题。以客观真实论为理论基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往往会导致司法人员对疑罪案件既不敢做出无罪处理结论，也不取做出有罪的处理结论，担心二种结论均可能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不符合。在以法律事实为理论基础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指导下，当司法人员在法定诉讼期限内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就应当大胆地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处理结论；相反，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就应当做出有罪的处理结论，而不必担心其处理结果与案件的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因为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是所有参与诉讼证明活动的人共同作用并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形成的结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及合理的可接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