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废止）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１９９６年第１号
《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已经１９９６年２月８日市人民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城镇劳动者（以下称被保险人），适用本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直接组织养老保险费用统筹的企业，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养老保险，是指依法由本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由企业和被保险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被保险人退休后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并逐步加大个人帐户的比重。
第四条 本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除本规定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外，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提倡劳动者参加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第五条 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应当逐步实现社会化。
第六条 被保险人应当按规定履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义务。
被保险人享有下列养老保险权利：
（一）按照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和享受养老保险其他待遇；
（二）查询与本人有关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
（三）要求提供养老保险政策咨询及其他服务；
（四）就与本人有关的养老保险争议依法申请仲裁、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五）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养老保险工作；
（六）监督企业的缴费情况。
第七条 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为被保险人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履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义务。
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享有下列权利：
（一）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验本单位养老保险缴费记录；
（二）要求提供有关养老保险的政策咨询；
（三）就与本单位有关的养老保险争议依法申请仲裁、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四）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养老保险工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本市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
第九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工作的组织、管理、监督和指导。其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二）研究制订养老保险的政策和发展规划；
（三）监督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养老金的支付和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
（四）指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工作
区、县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负责经办养老保险事务。其职责是：
（一）依法收缴养老保险费，督促企业和被保险人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
（二）建立健全被保险人养老保险档案和个人帐户；
（三）依法支付被保险人的基本养老金和其他养老保险待遇；
（四）办理被保险人养老保险关系的接转手续；
（五）按时编制养老保险基金和管理服务费的预、决算草案，编报会计、统计报表；
（六）依法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确保基金安全增值；
（七）向企业和被保险人提供有关养老保险的咨询、查询服务；
（八）组织推动对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九）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成立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退休人员代表组成，负责审核社会保险各项基金的年度收支计划，监督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执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提供下列情况：
（一）执行养老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制度建设的情况；
（三）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
（四）管理费、服务费的提取和使用情况；
（五）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情况；
（六）基本养老金和其他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情况。
前款（三）、（四）、（五）、（六）项的基本情况，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审查核实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提出的改进决定或者决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采纳。
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应当提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其他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公布审计报告，并对其内部审计工作予以指导和监督，依法处理其违法行为。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专职审计人员，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第十六条 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的养老保险事务实施业务监督，对企业和被保险人遵守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查处和纠正。
第十七条 企业和被保险人有权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
对在养老保险申报、缴费、领取待遇方面的隐瞒、欺诈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举报。
第三章 养老保险费
第十八条 凡属于本规定第二条规定范围的企业，均应当向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企业和被保险人的养老保险登记手续；新设立的企业应在设立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养老保险登记手续。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破产或者被撤销、解散时，应当及时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在一个月内办理养老保险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本市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制度，被保险人社会保障号码终身不变。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被保险人建立个人养老保险帐户，并核发《养老保险手册》。
被保险人的个人养老保险帐户应当与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一致。《养老保险手册》记录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被保险人劳动关系变动时，《养老保险手册》随同转移；被保险人退休时，凭《养老保险手册》换发退休证。
第二十一条 养老保险实行缴费记录制度。缴费记录应当对企业和被保险人的缴费作连续记载，缴费记录同时在企业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存。
企业与被保险人劳动关系终止后，由企业提出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负责保存被保险人的缴费记录。
被保险人在其他企业或者其他地区重新就业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转其缴费记录。
第二十二条 企业和被保险人应当按月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二十三条 企业按上一年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工资总额的１９％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企业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工资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００％以上的部分，不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
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税前列支。
第二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申请：
（一）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不能正常支付被保险人工资的；
（二）企业濒临破产，在法定整顿期间的。
申请缓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应当提供有效的财务状况证明，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调查核实后，报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被保险人按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被保险人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的，以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作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被保险人本人月平均工资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００％以上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不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基数。
第二十六条 被保险人个人养老保险帐户包括：
（一）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记入个人帐户；
（二）企业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缴费工资基数高于本市职工上一年月平均工资２００％以上至３００％的部分，企业以此为基数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３０％，平均计入本企业被保险人个人帐户；
（三）记入个人帐户储存额的利息。
第二十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被保险人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的储存额应当每年结算一次，并向被保险人出具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结算单。
第二十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缴标准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确实需要调整时，由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逐步实行属地全额收缴。
第三十条 企业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企业的开户银行以“委托银行收款（无付款期）”结算方式按月扣缴。
被保险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在发放工资时代为扣缴。
第三十一条 企业及被保险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转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基金专户”。
第四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三十二条 按本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养老金的手续，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一）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手续；
（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满１０年以上。
第三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按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时间累计计算。
本市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计发基本养老金时合并计算。
第三十四条 基本养老金按以下三部分计发：
（一）第一部分：社会性养老金。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及其以上的，按照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５％计发；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０年不满１５年的，按照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０％计发；
（二）第二部分：缴费性养老金。缴费每满１年，按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１％计发；
（三）第三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被保险人个人帐户中存储的养老金本息，被保险人退休后，每月按一百二十分之一计发。被保险人未到退休年龄死亡或者退休后死亡，个人帐户中存储的养老金本息余额，一次发给其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
第三十五条 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满１０年的（占地农转工人员除外），发给一次性养老金。一次性养老金的标准为：缴费每满１年，发给２个月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被保险人个人帐户中存储的养老金本息一次性发给本人。
第三十六条 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领取的养老金低于最低标准的，按最低标准发给。
养老金的最低标准，随经济发展和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情况适时调整。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同时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发给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价格补贴。
退休人员去世后的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按规定发放。
第三十八条 基本养老金实行正常调整制度。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当年退休的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自下一年度起调整。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出现负增长时，不作调整。
调整年度内，国家规定给退休人员增发补贴或者提高退休待遇，高于调整金额的，按国家规定发给；低于调整金额的，按调整金额发给。
第三十九条 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或者委托代发。
第五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四十条 养老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筹集。
第四十一条 养老保险基金由下列收入构成：
（一）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的利息及运营收益；
（三）滞纳金；
（四）各种捐赠；
（五）政府拨给的资金；
（六）其他可以并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
第四十二条 养老保险基金按照下列项目支出：
（一）支付被保险人的基本养老金；
（二）支付纳入社会统筹范围的被保险人的其他养老保险待遇；
（三）支付用于退休人员服务的费用；
（四）支付用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费用；
（五）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支出。
遇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养老保险基金不敷支出时，由市财政临时拨补。
第四十三条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
第四十四条 严格控制管理费、服务费的提取和使用，管理费、服务费必须专款专用。
管理费、服务费按养老保险费实际征集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具体的提取比例由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市财政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管理费、服务费的开支标准和范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管理费、服务费不计征税、费。
第四十五条 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存入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城乡居民同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并入养老保险基金。
第四十六条 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额，除留足两上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当按规定比例用于购买由国家发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特种定向债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决定基金的其他用途。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所得收益，全部并入基金并不计征税、费。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挪用养老保险基金；不得以任何形式违反规定擅自提取和使用管理费、服务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不按期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金额２‰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养老保险基金。
企业违反本规定，拒缴、漏缴或者少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限期催缴，并按第一款规定加收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请求，对企业处以欠缴金额１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以欺诈手段多领、冒领基本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追回其全部违法所得，并提请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多领、冒领金额１至３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办理企业和被保险人的养老保险手续的；
（二）不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基金专户的；
（三）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
（四）擅自调整企业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标准的；
（五）擅自提高管理费、服务费提取比例的；
（六）不按规定发放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
（七）违反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八）利用经办养老保险事务之便，为本单位或者本人谋取非法利益的；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对妨碍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致使社会保险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人员，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城镇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按有关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的城镇劳动者，原退休金计发办法不变。每年按照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起实行。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国营企业职工退休基金统筹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附：
本规定所称“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是指缴费工资乘以调整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Ｓ＝（Ｃ1／Ｃ1·Ｘ1＋Ｃ1／Ｃ2·Ｘ2＋Ｃ1／Ｃ3·Ｘ3＋……Ｃ1／Ｃn·Ｘn）÷１２Ｎ
Ｓ：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Ｃ1、2、3……n：为退休前１、２、３……ｎ年的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Ｘ1、2、3……n：为被保险人退休前１、２、３……ｎ年的年平均缴费工资；
Ｎ：缴费年限。
论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重构
李健
内容摘要：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十分缺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民事检察权需要重构，且需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特征；法律应赋予民事检察抗诉权、建议权、调查权、侦查权、民事公诉权、支持（督促）起诉权、调卷权、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应与检察权的宪法定位相一致。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宪法定位远远高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民事检察监督的职权规定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所没有的，是法律制度的共性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这种制度规定显得过于原则，没有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予以完整和充分的体现，操作性不强，给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效能得不到真正有效发挥，另外也给质疑、否定中国民事检察制度提供了土壤和诱因。既然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享有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权，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履行民事检察的法律监督职责，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应当重构民事检察权，这种重构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使民事检察充分发挥其作用，享有它应有的地位。
二、重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正当性
马克思曾说道：“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⑴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制度要么是旧有的法律制度的延续，要么是移植的但是不能生存的法律制度。世界上没有完全等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完全等同的检察制度，即便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也有差异，各具特色，比如英国在1985年才设置独立的检察机关，在此前中央检察职权分别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使，⑵其检察体制比较松散。美国一直有独立的检察机关，检察体制则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⑶的特征。幻想以移植某种法律制度来改造社会只是一种恣意。法律制度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同样检察制度的设立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检察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质疑、否定中国检察制度，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领悟检察制度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检察制度来考量中国的检察制度，总认为西方检察制度没有的定位和职权，中国检察制度也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本来就犯了基本的认识性、方向性的错误。西方的检察制度有西方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检察制度有中国的社会基础，基础不同，其检察制度当然会有差异。因此，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具有中国的正当性。
（一）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政治权力基础
樊崇义教授在《检察制度原理》一书中，将检察基本原理归纳为七种，位列第一的权力模式原理。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就是我国的权力模式。我国的权力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分立的层级化权力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它们的组成和活动必须服从于权力机关的决定，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⑷这种权力模式主要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其结构特征属于垂直型，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没有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平行，相互制衡，属于平面或半平面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有优点，即避免集权和专断，但也有其缺点，即没有科学地划分权力种类。基本权力不仅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还有监督权等。由于这种划分，使得具有一定司法属性的检察权被迫放置于行政权种类里，致使检察权弱小，不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属同一权力层级。我国是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模式下，检察权与行政、审判权同属于二级权力，并且因制衡行政权和审判权的需要而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可见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模式更能科学的划分权力种类，使得各种权力的配备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均衡化和权力的充分实现。当然我国的检察制度也是在人民民主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理所当然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只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事检察权的监督制衡审判权，就应该授予民事检察权更多的监督手段，没有必要去考虑西方检察制度有没有。
（二）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文化历史基础
我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但缺少传统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制度，只是这些法律制度完全成为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些法律制度没有促成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反到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其实在封建时代，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完备的，比如唐朝，形成了行政、监督、审判相互制衡的体制，并且作为监督权而言形成了独立的制度和体制。御史制度就是封建时代的监督制度。御史制度自秦朝初建至清末2000余年，其间，名称虽有变化，职权有所调整，但基本权能没有变，就是纠察百官，监督行政、审判。御史制度是中国古代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的监督机构，是应封建帝制需要而产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是受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影响而设置，但是不无我国御史制度的影子，是御史文化的一种隐性传承。如果只是整体移植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不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游历日本、欧美，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响很深，但是他的宪法思想也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提出了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学说，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中，监察院就是行使监督权的机构，这也有我国御史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适合国情的检察制度才会有生命力，才是科学的制度。这个国情包含历史文化，没有那个国家的制度是脱离自身文化传承和历史的，包括检察制度，也包括民事检察制度。
（三）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现实实践基础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很高：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的地位却十分尴尬，错位严重，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的缺陷。虽然宪法有规定，但是缺乏履行法律监督所必要的保障手段。民事检察监督更是如此。但我国的法治国情却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
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仅限于《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原则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条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做出了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从仅有规定的法律条文看，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抗诉权而言。其他监督权则是一片空白。这与当前世界各国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的趋势不符，与中央要求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不合。中央要求“要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要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⑸因此，民事检察监督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效能的发挥，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当前的民事审判、民事执行活动的状况也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民事审判缺乏公信力，民事执行缺乏信任度，其过程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468人下降到2007年的218人，下降53.42%”。⑹虽然是逐年下降，但是这只是被查处的数字。2009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７１２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１０５人。⑺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的发生及最近揭露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受贿案更是暴露出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充分印证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⑻的至理名言。在现阶段，审判权、执行权过于强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特别基层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重构民事检察权，强化民事检察监督是现实之亟需。
三、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的重构
如前所述，民事检察制度的立法十分不完善，严重滞后，需要重构。但是要重构还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就是检察权的性质和权能。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大陆法系多是定性为准司法权，英美法系定性为行政权。我国理论界争议颇多，有行政权、司法权、行政司法双重属性、监督权的观点，在宪法上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在权能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具有公诉和法律监督两项权能，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只具有公诉权能。可以看出，作为检察权的权能是多项的，是可以并存的。换言之，检察机关既可以享有公诉权，又可以享有法律监督权，只是孰轻孰重而已，并不是只能享有一种权能。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既然是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应该享有诉权或者侦查权，不能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观点不符合检察权的实际。
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可以包括以下权能。
一是抗诉权，有人又称之为决定再审权⑼。抗诉权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充分行使了该权力，自1988-2007年，共提出抗诉150926件，其中1997-2007年共提出抗诉145072件，法院再审审结84070件，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调解62559件，维持原判20141件，其他处理1670件，改变率为74%。⑽抗诉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制衡效果。因此抗诉权（或决定再审权）是民事检察权的首项权能。
二是建议权。检察机关应该享有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向人民法院和其他单位发出工作建议的权能。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则》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对个案件审检察建议和工作建议做出了规定，检察机关也开始运用检察建议，主要是个案再审检察建议开展工作，2003-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4782件，人民法院采纳13780件，⑾采纳率为55.6%，这里的采纳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再审，并不是指再审的改变率，再审改变率应当低于采纳率，可见检察建议的效果远不如抗诉。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属于检察机关单方司法解释，作用有限，接受与否全取决于人民法院的认识和态度。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法律应授权并制定程序性保障措施，如检察建议发出后，人民法院或其他单位应该如何回应检察建议等。
三、调查权。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保障性权能。调查权包括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和对民事审判人员、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的调查权。在“新证据”成为抗诉理由之后，调查取证权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某种情形下可以决定抗诉的成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抗诉（再审）事由中，有许多是涉及民事审判人员（含执行）违法的情形，因此授予检察机关民事审判（含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调查权无疑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职的必备要件。但是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只是《规 则》有些规定，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的发挥。法律应尽快予以规定。
四是侦查权。200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整合检察资源时下发了《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通知》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经检察长同意，可以进行初查；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从而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2009年，根据司法改革的要求，又将侦查权收归了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收归的原因是不太清楚。但是侦查权的收回意味着民事检察监督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十分刚性的权力，这对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和效果有重大影响。将侦查权有条件的授权民事行政检部门有十足的合理性，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熟悉民事法律，熟悉审判、执行的程序，在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容易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这是先天性优势，同时也能提高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的发现意识，为查处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创造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以确保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五是民事公诉权。在西方国家，检察机关都享有民事公诉权，如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皆有公益诉讼，英美法系的美国等亦有公益诉讼。虽然不是西方国家有，我国一定要有，但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要求予以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因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诉讼活动，代表国家履行法律职责。既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刑事公诉，自然也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1997年开始，检察机关已经进行民事公诉的探索工作，办理了一批有影响、有效果的民事公诉案件。授权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符合世界之潮流，亦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需要。
六是督促、支持起诉权。督促、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近些年探索的一个方面。督促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督促负有管理职责的单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支持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损害弱势群体民事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群体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⑿昔日法律对此规定原则模糊，操作性不强，因此，立法应加以完善，以确保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七是调卷权。调卷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性权力，是民事检察监督不可或缺的权力保障。调卷权虽然经过多次检、法两院协调，虽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较好解决，但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反反复复，时而解决好了，时而又变化，时而可以借卷，时而又不能借卷。法律应快速做出规定：检察机关借阅民事审判卷宗，人民法院应当借阅并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八是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执行是当前社会的焦点话题，亦是法官违法犯罪的多发区、重灾区，人民群众多有微词。笔者在2008年撰写《浅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一文，就执行检察监督问题进行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授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检察权是社会之需，人民群众之需，刻不容缓。
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应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不应以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西方检察制度来审视我国的检察制度，“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⒀中国的民事检察制度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应放在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背景下思考，只有如此才会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