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
成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
1989年8月18日成都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0年1月16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2年10月17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2002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6年6月8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6年9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水域（含宜渔稻田）、滩涂从事养殖和采捕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活动，都必须遵守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公民有保护渔业资源的义务，对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四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保护、增殖和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促进水产产业化和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渔业工作；区（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第六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配备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
第七条 跨区（市）县水域的渔业工作，由有关区（市）县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也可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职责加强水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做好无公害水产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与农业、质监、公安、环境保护、工商、卫生防疫、交通等部门相互协作，督促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实施。
第二章 养殖业
第十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域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
单位和个人使用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国有水域、滩涂的，必须依法申请领取养殖证。
集体所有的或者国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领取养殖证的单位和个人使用国有的水域、滩涂，一年内无正当理由未从事养殖生产或者放养量低于当地同类养殖水域平均放养量60%的，视为荒芜。
第十一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确定养殖的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对有利于渔业生产的建设项目和养殖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应当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扶持。
第十二条 商品鱼生产基地和重要养殖水域，由市或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水产养殖保护区以及保护措施，并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渔业科学研究和水产良种体系建设，推广优良品种和养殖新技术，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加强对饵料、渔药、渔饲料和渔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防止其对养殖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第十四条 生产水产种苗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发给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后准予生产。
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种苗的除外。
第十五条 从事养殖生产应当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渔饲料。
第十六条 用于渔业并兼有调蓄、灌溉、发电的水体，由市或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和兼顾灌溉、发电的前提下，确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线。用于调蓄、灌溉并兼有渔业功能的水体，养殖生产者与水体管理单位可签订合同约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线。因特殊情况不能保证最低水位线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通知养殖生产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按合同约定对其损失进行补偿；未通知的，对其损失应全额赔偿。
第十七条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机构负责水生动物的防疫、检疫工作，防止疾病的侵害和传播。
第十八条 严禁破坏他人的养殖水体、养殖设施和养鱼标志。
禁止偷鱼、毒鱼、抢鱼和其他侵害养殖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十九条 在天然水域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船舶登记所在地的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条件申办捕捞许可证，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进行作业。
捕捞许可证的验审签转手续，在每年第一季度由原发证机关办理，逾期未办理验审签转手续进行捕捞生产的，按无证捕捞处理。
岸边捕鱼和娱乐性游钓的管理办法，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控制指标。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渔业资源，并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第二十二条 本市天然水域的禁渔期为每年的2月1日至4月30日。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鱼类重要的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洄游通道规定禁渔区域划段实行常年禁渔区，并设置禁渔标志。
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禁止捕捞作业、游钓和水禽放养，禁止扎巢取卵、挖砂采石，禁止销售、收购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捕捞的渔获物。
第二十三条 因养殖或者其它特殊需要，在天然水域采捞本市确定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品种卵、苗的，必须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采集捕捞。
第二十四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最低采捕标准，最小网目尺寸和其它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五条 禁止毒鱼、炸鱼、电鱼和拦河设栅捕鱼。
禁止使用鱼鹰、水獭在天然水域捕鱼。在特定水域确需使用鱼鹰、水獭和电力捕捞时，必须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准生产、销售禁止使用的渔具。
地方性的有害渔具、捕鱼方法，由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禁止或者限制。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渔业水域污染情况进行监管。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渔业水域排放、倾倒、弃置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染物、废弃物。在重要渔业水域和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并按规定对原有排污口进行治理。
因防疫需要向渔业水域投放药物的，应事先书面通知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养殖生产者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和养殖生产的危害。
第二十八条 在水生动物洄游通道建闸、筑坝或其他水下工程作业，对渔业资源有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建造过鱼设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站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征求市或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应征得市或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天然水域鱼类资源的人工增殖放流，由市或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未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天然水域进行人工增殖放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生产、销售禁用渔具的，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方法捕捞的，没收禁用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或养殖设施、标志的，责令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无证生产水产种苗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但违规生产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或第四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违反本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给渔业资源或养殖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拒绝、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的管理和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国家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市和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渔政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报经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