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林 岩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作者地址: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53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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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企业家管理暂行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企业家管理暂行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促进企业家人才的成长和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企业家，是指具备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条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企业家资格认定机构认定资格，并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的专门家。
第三条 凡对本省的企业家进行资格培训、资格认定、任用、考核、奖惩等项管理工作，以及进行企业家人才交流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保护等有关工作，都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企业家在受到不公正或者非法待遇时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投诉，受理部门必须认真负责办理，并答复企业家本人。
第五条 企业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获得社会和企业的认可；
（一）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主义方向，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精通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具有较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懂得市场战略和营销策略，熟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经贸知识、本行业的专业技术知识，以及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其他知识；
（三）具有改革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和发展意识；
（四）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决策指挥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五）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担任厂长（经理）职务，经营业绩突出，所任职的企业连续三年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六）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并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以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收入水平，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
（七）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廉洁奉公，联系群众，作风民主，能够做到赏罚分明；
（八）一般具有大专或者相当于大专及其以上的文化平，并持有企业家培训合格证书；
（九）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
（十）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具备企业家条件的人员申请取得企业家资格，应当参加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企业家资格认定机构统一组织的考核和评审。经考核、评审合格后，由该机构认定企业家资格，颁发企业家资格证书。
企业家的资格应当按照其任职企业规模的大小和经济效益高低，划分为一、二、三级。
企业家资格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五年。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培育和发展本地的企业家市场，促进企业家市场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挥市场机制在企业家资源合理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为企业家人才的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八条 企业家市场管理机构和企业家市场的中介组织应当建立企业家人才库企业对企业家人才需求的信息库，向社会提供企业家供求信息；为企业与企业家之间进行双向选择提供中介服务；并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供有关企业家市场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第九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在竞争中择优选择企业家。
企业补充缺职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广开渠道，竞争上岗。竞争的方式应当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可以面向本企业、同行业竞争选聘或者从企业家人才库、企业家人才市场上挑选，也可以采用其他适当方式，并制定必要的优惠政策，从管理水平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选拔优秀管理人员到经济效益较差的中小型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实现以大带小，以优带劣。
选择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当破除身份、部门和所有制性质的界限。并逐步扩大聘任制的范围，缩小委任制的范围。
法律、法规对厂长（经理）的任职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条 企业家担任厂长（经理）时的职责、权限和奖惩办法，由企业与企业家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具体协商确定，并以书面形式签订协议。
第十一条 担任厂长（经理）的企业家，必须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保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收入逐年提高，确保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并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担任厂长（经理）的企业家的收入，由基薪和经营业绩收入（包括企业家的风险收入）两部分构成。其中，基薪应当按月支付，经营业绩收入应当按年度支付。经营业绩收入不列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
第十三条 企业家收入的具体支付标准，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企业与企业家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第十四条 逐步建立企业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基金制度。企业家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企业家的失业、工伤、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险。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企业家及其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逐步建立正规的企业家培训制度。
培训企业家及其后备人才，应当分别情况，采用短期轮训、中长期培训、轮流上岗锻炼、到先进企业和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以及到发达国家学习实践等方式进行。
第十六条 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设置的培训机构，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承担企业家及其后备人员的培训任务，并对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颁发相应的培训证书。
第十七条 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或者董事会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企业家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企业家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情况，作为确定企业家经营业绩以及对企业家实施奖惩的基本依据。
主要包括：
（一）净利润总额；
（二）总资产报酬率；
（三）资本收益率；
（四）销售利润率；
（五）资产负债率；
（六）人均净利润增长率；
（七）资本保值增值率；
（八）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率；
（九）社会积累率。
对在亏损企业任职的企业家的考核，应当以减亏为盈为主要考核内容。减亏额应当视为本年度实现的利润额。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建立企业家评选制度，委托有关部门和省企业家协会定期组织对企业家进行评选。对评选出的优秀企业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由省人民政府命名，并予以表彰、奖励；
优秀企业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的荣誉称号在规定的期间内有效。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建立优秀企业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奖励基金，并由专门设置的机构管理。奖励基金的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社会捐款。
企业家奖励基金，主要用于对优秀企业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的奖励，选送年轻优秀的企业家出国学习实践。
第二十条 企业家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物价、产品质量和劳动、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家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同企业签订的协议，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根据协议的规定处理。
企业家因其违法行为、违反同企业签订的协议或者工作上的过错，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严重亏损的，除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外，企业家资格认定机构还可以视情节轻重，责令其在一定期间不得担任厂长（经理）职务，或者撤销其企业家资格。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