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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检察机关立案后的民事申诉案可建议法院暂停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第185条规定了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应当抗诉的条件。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又规定了当事人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不停止判决、裁定了执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弊端，就是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这种单一事后的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使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这种事后监督的方式具有很多局限性，难以避免错误的生效的判决、裁定带来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要经过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审查后转由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周转时间转长，一些错误的判决的执行必将给当事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例如我科98年办理的张显庭和申国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我院在受理后经立案审查，认为申诉人张显庭的申诉理由成立，就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由于申诉案件不影响法院原判决的执行，县人民法院对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给予司法拘留15日，待到市检察院提出抗诉，县人民法院已对该当事人执行完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已受到了严重损害。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民事诉讼关于检察监督的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有没有一种更方便、更及时的监督手段来纠正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呢？笔者认为检察建议前置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检、法两家在严肃执行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首先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自行纠正，这样的纠正比较迅速，有利于社会稳定，二是能够大量减少冤假错案，使抗诉后改判的案件执行避免了错误执行，可以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申诉案件一经立案审查，这就说明有抗诉的可能，那么作为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来讲，就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暂停执行检察建议，从而达到执法严肃，执法公正的目的。
检察建议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的探索形成的一种监督方式，《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明文认可。这就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检察建议前置就是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后，发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在审判过程中的错误，认为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成立，需要抗诉的，就可以用检察建议的方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人民法院暂时停止对这一案件的执行。检察建议前置的必要性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再审的案件不影响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而人检察院受理的申诉案件只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确认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是错误的，必须要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出抗诉。但检察院一般要经过两级审查后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要经过两级有时三级法院审理才能做出判决，中途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法院一接到抗诉案件，必定要依法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这也就说明中止执行是必然的。但一些案件等到这时，对当事人来说已损失殆尽，意义无存了。像上述案例，检察机关在抗诉，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诉人张显庭被县人民法院强行拘留15日，抗诉改判后谁又会对他的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承担责任？申诉人张显庭的冤屈又向谁申诉？如果法院执行的标的是动产，比如是存款、票证等，抗诉改判后还可执行回转。如果法院执行的是不动产呢？比如是一栋价值数十万元楼房呢？抗诉改判后如何回转执行？造成的损失由谁来弥补？造成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一错误必将涉及到赔偿问题，我们的及时建议就可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损失赔偿。
二是能增强基层检察院的工作责任感。
检察建议前置，有效地解决了基层检察院行使事后监督的问题，使基层检察院真正担负起监督的职责，这样对于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审判的违法、错误是极为有利的，同时把大量的矛盾解决在了基层，避免了矛盾上交，对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由于它是向同级人法院提出，由法院自行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因此比抗诉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加易于被原审法院接受，同时比等判决、裁定生效后再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来的及时、有力，因此它的作用也会更大。
检察建不是抗诉的前置程序，也不是必须采用的结案方式。检察建议前置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修正，也是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必要补充。它是审判过程中及判决后与同级法院协商性质的监督。因此，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的存在，就可发检察建议。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当裁定对民生效的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这样既体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也体现了人民法院乐于接受监督，闻错即改的作风，同时也消除了败诉方当事人对法院再审的顾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检察建议前置是一种比抗诉更灵活、更直接的监督手段，它使检察监督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更加有利于调动基层检察院搞好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审判中的错误，只要不影响实体判决，不影响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的行使，检察机关一般不应主动干预，但涉及冻结财产、扣押变卖财产，强行划拨存款等实体处理问题而又确有错误时，检察机关应当行使职权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暂停执行。这在实际工作中是行之有效的，是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的，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

047600 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检察院 冯强 王爱玲
联系电话：0355—6564005 6560485



邱兴华之死的法学反思

周永坤


12月28日上午九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法庭当庭宣布省高级法院维持安康市中级法院一审刑事判决的终审裁定，决定：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对邱兴华经验明正身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省高院慎重研究后所做出的终审裁定认为，上诉人邱兴华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有说服力的相关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裁定维持原判。（中国法院网http://www.dffy.com　，2006年12月28日）
　　邱兴华之死在预料之中，我对他必死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法治作为原则在中国还没有确立（不是在规范意义上——因为法治已经入宪——而是在事实意义上），二是他的死是许多人的利益之所在。但是他死得如此之高效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事实无情地证明我又犯了一次朋友经常批评我的错误——书呆子。
　　邱兴华之死从法律上来说起码有两个问题：一是他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权利被剥夺了， 二是他的生命权是否被非法剥夺成为一个永远的迷。这是两个连在一起的问题。邱兴华案的关键事实有两类：一是行为方面的事实，二是他的精神状态方面的事实。依据我国法律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这二类事实都是作出判决的依据。前一类事实看来是“铁”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而第二类事实则是明显没有达到刑事司法决断的起码要求。当辩护方提出邱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就要承担证明邱兴华精神正常的证明责任，以排除“合理怀疑”，法院不能以一句“不予采信”就简单推过，这是一条人命啊！我们基于杀邱兴华理由是对人命的尊重；依据逻辑上的一贯性，我们自己的行为也要尊重人命——这里是指邱兴华的命。
　　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邱兴华案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它增加了许多人对于法治的失望情绪，它使法律蒙受了耻辱。这似乎是不需要论证的。邱兴华案的第二类事实是应当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的，因为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应当由医学专家来解决。但是现在医学专家没有介入的权利，是由几个“法律家”关起门来议定的，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而这一怀疑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失去了可以检验的活体。如果法院考虑自己的声誉，聪明的法官应当借助科学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如果你很有把握邱兴华没有精神病，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法院应当尽量在非法律问题上闭嘴，以避开公众的批评，在邱兴华案上，法官恰恰在“非法律”问题上刚愎自用。
　　从法社会学上来看，我们这个社会在道德上有自我反省的必要。邱兴华在生前曾经有二次被错误关押（但愿媒体没有给我错误的信息），除了那些“处变不惊”的圣人以外，这样的遭遇足以对人产生精神上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人的行为，严重者将导致精神疾患。错误关押是任何社会都应当力求避免的，当然，任何社会都无法绝对避免出错。但是一个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吃二次“冤枉官司”，社会难道没有责任么？我想，我们的审前羁押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现在的审判羁押制度是建立在“有罪推定”上面的，它“以羁押为原则，以不羁押为例外”，因为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质证等法律程序，错误在所难免。要将目前建立在有罪推定基础上的审前羁押制度改为建立在无罪推定基础上的制度：实行“以不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大量的问题通过“取保候审”制度来解决，只对那些有逃跑、窜供、伤害等可能性的人才可以拒绝“取保候审”。这样，像邱兴华那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邱兴华死得如此之快着实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在中国古代，这个案子要经过最高司法机关的复核，还要向皇帝“奏请”，在有的朝代还要几复奏，是一个非常“无效益”的程序。但是，我们的效率似乎太高了。我相信新闻肯定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新闻中没有“死刑核准”程序。我相信肯定是“核准”了，不过这个核准如果不是与二审程序合一，就是走过了场。甚至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所以如此之高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规避新的死刑复核制度，因为还有三天就是2007年元旦，从法律上说，元旦过后死刑核准权就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事实如何则不得而知，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可以“以统治阶级意志”为需要而解释的）。但愿我的关于邱兴华案死刑核准权的文章没有成为将邱兴华加速推向死亡的因素，如果是那样，我也只能到我不承认的阴曹地府向邱说声“对不起”了。从立法反思的角度，从人道着想，许多国家都规定从死刑判决到执行有一个间隔（有法院的同志说我国“死刑宣判与死刑执行一般不在同一天”），以保证被决人犯有一个处理身后事务的时间，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杀。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一个条款：“死刑的执行应当在死刑核准程序下达之日起的××日后方得执行。”（起码也要一到二个月时间）死刑一宣判就执行是不是显得迫不及待？是不是有违人道？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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