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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鲁财教〔2007〕39号


各市财政局、教育局、劳动保障局，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07〕41号），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劳动保障部有关文件精神，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劳动保障厅制定了《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八月十六日





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07〕41号），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以下简称国家助学金）的管理，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劳动保障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普通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等。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业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在校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主要资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第五条 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学校应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详见附件1）及《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详见附件2）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根据国家下达我省的国家助学金名额和经费预算，每年6月底前，省财政厅将省属技工学校国家助学金名额和经费预算下达省劳动保障厅，将省属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名额和经费预算下达省教育厅，将各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分配名额和经费预算下达市财政局。

每年7月底前，省教育厅、劳动保障厅分别将国家助学金名额和经费预算下达省属学校，各市财政、教育、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将国家助学金名额和经费预算下达到本级中等职业学校和有关县（市、区）。

每年8月底前，各县（市、区）财政、教育、劳动保障部门将经费预算和分配名额落实到所属中等职业学校。

第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和各市制定的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见附件3）报同级教育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审核、批复。

学校应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

第八条 学校应按实际受助学生名单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省属技工学校报省劳动保障厅审核汇总，每年12月15日前报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其他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按上述时间直接报送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市级教育、劳动保障部门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见附件4），技工学校报省劳动保障厅审核汇总，由劳动保障厅于每年12月15日前报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其他中等职业学校由市级教育部门按上述时间直接报送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电子注册，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和管理提供支持。

第九条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要制定本校国家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助学工作，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直接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为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

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十条 各中等职业学校要依法办学，规范管理，要按照国家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收取学费，并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第十一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国家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奖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携有可证明其家庭经济困难材料的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不同方式的资助，再办理学籍注册。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教育、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强对国家助学金的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教育厅、劳动保障厅负责解释，各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和省劳动保障厅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6〕73号）和《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教〔2006〕42号）同时废止。


【案情】
2005年7月，被告人屈某接受陈某、官某的请托，违规将罪犯赖某从广东某监狱调到湖南省某监狱服刑。赖某在岳阳监狱服刑期间，被告人屈某伙同刘某及周某、向某（均另案处理）除对赖某在劳动改造方面给予关照外，在屈某的默许下，周某又安排向某违规为赖某办理保外就医，向某通过送红包、给好处后，要求该监狱的医生龚某出具假病情检验报告，伪造了罪犯赖某患了尿毒症的危重病情，导致赖某被违规办理保外就医。期间，被告人屈某、刘某和周某、向某共从赖某之妻马某处接受好处费一百多万元。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屈某只构成受贿罪，屈某没有实施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不构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屈某触犯数罪，是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以受贿罪定罪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屈某触犯数罪，应以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并罚。

【评析】

徇私动机的渎职犯罪，经常与受贿行为交织在一起。即行为人收受他人贿赂甚至索取贿赂，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违背自己职责要求的利益。在具体的犯罪过程中虽然有多人受贿，有共同的犯罪动机和具体的犯罪意思联络，但在渎职犯罪行为中却往往由少数人具体操作。对该行为定罪时，均应当以受贿罪和徇私型渎职罪并罚。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刘斌收入他人贿赂，对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事实知晓，并与其他共犯达成共识，形成默契，虽未具体实施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行为，仍然构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共犯。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于在共同犯罪中只参与共谋而没有具体实施犯罪行为是否构成共犯，在我国刑法界争议，但主流观点明确认为：仅参与共谋而未参与实行行为的，仍旧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谋是指二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的犯罪而进行的谋议，可能是策划实施犯罪，也可能是商讨如何实施犯罪，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可见共谋本身就是共同犯罪行为，所以参与犯罪谋议而未参与犯罪实行，应当认为构成共同犯罪。依据分工的不同,我国刑法理论将共同犯罪人划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而对于帮助犯的共谋行为往往是对已经具备犯罪意图的组织犯或实行犯承诺参与犯罪并对实行犯进行物理上加功或精神上的鼓励。其共谋的内容是对组织犯或实行犯承诺帮助实行犯提供物质便利或精神鼓励,当然,这种承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许或默认。

本案中被告人屈某明知其他同伙的犯罪意图，亦明知其他同伙将会为行贿人的不当利益徇私舞弊，违反国家法律，将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仍然积极收受贿赂，对其他同伙人的行为表示默许，并提供公共权力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支持，对本案中徇私舞弊渎职行为的发生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被告人曲某的行为是典型的共犯行为。应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共犯论处。

（二）、被告人屈某应以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两罪并罚。

徇私作为渎职犯罪的一种常见动机，往往是与受贿紧密相连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犯渎职罪的同时又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是否应当按牵连犯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犯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应依据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刑法这一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属于提示性规定，即在徇私枉法或枉法裁判与受贿之间出现牵连时，应按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处理。立法者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疏忽而作出这一规定，是对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处理原则的一种重申，这并不排斥对其他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存在牵连时，同样也可以适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的规定是刑法对枉法行为与受贿行为存在牵连时在处罚方式上所作的特别规定，不具有普适性，对其他渎职行为和受贿行为发生牵连的情形，不能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处理。

笔者认为，对渎职受贿行为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特别规定以外，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１、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客观要求。依据该原则，对渎职受贿行为的处罚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我国刑法对牵连犯及其处罚原则并未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因此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不能作为渎职受贿行为的处罚的法律依据，而数罪并罚才是我国刑法处理一人犯数罪的刑法依据。至于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关于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罪与受贿罪存在牵连关系时从一重罪处断的规定，属于刑法的例外规定，无普遍适用的效力。有人认为该条属提示性规定，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牵连犯不仅会出现在渎职罪中，在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的具体罪名中同样会涉及，那么刑法为何要单单在渎职罪的这一条中予以特别提示呢？况且如果对牵连犯适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那么刑法何不如在总则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单个罪名中提示，不仅起不到提示作用，反而会引起诸多疑问，给执法者造成误导。

其实关于渎职受贿行为的处罚原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已有规定，即：“因受贿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虽然这一单行刑法因刑法的修订而失效，但从中反映出我国立法机关对渎职受贿行为如何处理的立法意图是明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在《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中亦有类似的指导意见：受贿兼有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的，同时符合两个罪的构成，应当认定为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２、是司法实践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对渎职受贿行为适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客观上会导致以下弊端：

其一，反面引导侦查。渎职和受贿是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依法应当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但如果对渎职受贿行为，在处理时只追究一罪，那么对检察机关而言，查清在法律上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罪就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这必然导致办案经费不足的侦查部门在办案时只择一罪查处，而放弃对另一罪的侦查。

其二，逆向诱导罪犯。从犯罪人心态看，既然受贿后再触犯渎职罪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行为人在渎职的同时就可以肆意受贿。

综上所述，本案中被告人屈某在收受他人贿赂后，徇私舞弊，为不具备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手续，无视国家法律。不仅违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同时也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应以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两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