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丽水市人民政府令第66号
《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 长：卢子跃
二○一○年一月五日
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城市绿化条例》、《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丽水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及管护等绿化活动。
本办法所指的城市绿地包括：公园绿地、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
第四条 城市绿化是城市建设和国土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组织开展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技术辅导，加强城市绿地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培育选用优良乡土乔木、灌木、地被植物，并推广应用。
第五条 市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协调全市城乡绿化工作。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绿化工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实施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及相关的行政强制等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六条 城市中的任何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其他绿化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损害、破坏城市绿地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市特点，合理布局各类绿地，安排与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绿地面积。
城市绿地建设必须按照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实施。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依法批准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指标审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确保城市绿化用地面积。
新建、改建和扩建及旧城改造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安排配套绿化用地，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项目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符合下列指标要求：
（一）新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于30%；老城区改造区块绿地率不低于25%；
（二）主干道绿带面积占道路总用地比率不低于25%，次干道绿带面积所占比率不低于15%；
（三）单位附属绿地面积占单位总用地面积比率不低于30%，其中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绿地率不低于25%；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35%；
（四）其他各类绿地单项指标按照本市批准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执行。
确需建设的建设工程项目因受条件限制，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上述指标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按不足的绿化用地面积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九条 绿地面积按下列规定计算：
（一）用于计算绿地率的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的总面积为准；
（二)建筑物架空层下的绿地与外部绿地联为一体的,架空层下的绿地面积按20%折算；
（三）绿地范围内实施的园林小品,如绿地中的木地板铺装、亭、廊以及1.2米以下的游路建设所占的用地面积可以计入绿地面积，但不得超过总绿地面积的10%；
（四）城市规划控制并经整治的自然溪河、人工景观水体面积可计入绿地面积，但不得超过总绿地面积的10%；建设用地范围内功能明确为游泳池、消防水池等水体不得计入绿地面积；
（五）建设用地范围内项目内部道路的行道树或零星乔木按1.5平方米/株计入绿地面积；
（六）地下车库、地下建筑覆土顶面高相对设计室外地坪高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不小于1米，乔、灌木种植比例不低于绿地面积70%的，绿地率按100%计；平均覆土厚度小于1米（不得低于0.4米），灌木及地被为主，绿地率按30%折算。其余屋顶绿地率按绿地面积的20%折算（屋顶覆土厚度不得低于0.3米，铺装地摆盆花不列入内）。新建建设项目的屋顶绿地面积，折算总和不得超过总绿化用地面积的5%；
（七）积极鼓励停车场绿化。林荫停车场内独立树穴的乔木按3平方米/株计入绿地面积，嵌草铺装停车场绿地面积按停车场面积的10%折算。
第十条 实行城市绿化“绿线”管理制度，明确划定各类绿地范围控制线。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定防护绿地、大型公园绿地等的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绿地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修建性详细规划明确绿地布局，划定绿地界线。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规划设计应当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城市绿地建设应当坚持以植物造景为主，以乡土植物为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发展乔灌木种植面积，比例一般不低于绿化面积的70％。
第十二条 城市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城市道路、河道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依法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审查。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并统一安排施工，必须在不迟于主体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分期实施建设项目，与同期对应范围内的附属绿化工程，也必须在其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确需改变原设计方案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负责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绿化工程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生物多样性要求、绿地率以及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等进行技术指导，并对绿化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技术标准、建设方式等实施监督检查。
城市绿化工程竣工后，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管理。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承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管理的单位，应当执行园林绿化相关规范、标准和规程，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五条 根据批准的城市绿地规划，财政每年安排适当资金用于城市绿地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城市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和住宅区开发建设项目，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包括附属绿化建设投资。
第十六条 提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城市居民充分利用房屋周围的空闲地，搞好环境绿化，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绿地，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管理；单位附属绿地及其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负责养护管理；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养护管理；居住区绿地由业主或者社区组织管理；居民在私人宅院内种植的树木，由居民负责管理。
城市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和绿化设施的完好。
第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护的树木归国家所有；单位内自行种植的树木，归该单位所有；居住区的树木，归该居住区业主所有；私人宅院自费种植、管护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十九条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已建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性质。确需占用或改变绿地的，须经市建设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占用或改变绿地的，实行就近易地绿化，并按规定缴纳绿化补偿费。
因建设等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在征得产权人同意的基础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办理临时占用手续，并限期恢复原状；其中涉及单位附属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绿地，造成损失的，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二十条 在城市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设立广告牌等，必须向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持营业执照在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园绿地管理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
（二）在绿地内放养家禽家畜、堆物、倾倒废弃物；
（三）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
（四）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
（五）其他损坏城市绿地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提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参加城市绿地的认养活动。
有认养城市绿地愿望的单位和个人可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的认养项目，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认养申请，并签订认养合同。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绿地逐步推行市场化养护，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确定相应资质的绿化企业养护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城市中的树木，确需砍伐、移植的，在征得产权人同意的基础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应当补植、移植树木。造成损失的，应当向树木所有者依法赔偿损失，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绿化补偿费。
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树木危及城市交通、管线安全，必须修剪或砍伐树木的，交通、管线等管理单位可先行合理处置，但应在48小时内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城市新设管线应尽量避让现有树木，确实无法避让的，在设计和施工前，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保护措施。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行道树管护单位定期对行道树进行修剪，交通、管线等管理单位有义务予以配合。
因城市交通、管线等建设需要临时修剪树木的，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园林绿化单位进行修剪。修剪等有关具体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二十六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为古树。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名木。
古树名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定公布，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古树名木档案、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单位管界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该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原因需要迁移的，必须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申请迁移者应委托具有园林绿化施工资质单位实施。
第二十七条 绿化补偿费按照省有关部门制定的收缴标准收取。
绿化补偿费实行专款专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用于城市绿地建设补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绿化补偿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城市各类绿地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进行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的，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其停止设计或施工，并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但未按规定期限完成与主体工程相配套的绿化工程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完成的，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指定有资质的绿化施工单位代行完成，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并可对建设单位处以绿化工程投资额1倍以下的罚款；工程项目完成后绿化用地面积未达到审定比例的，责令限期补足，并按不足的绿化用地面积，处以绿化补偿费3至5倍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违法占用或改变绿地使用性质以及临时占用绿化用地超过批准时间的，根据《浙江省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退还、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处以所占绿化用地面积的绿化补偿费的1至3倍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或设立广告牌的，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其限期迁出、拆除，并可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公园绿地范围内从事商业服务摊点或广告经营等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公园绿地有关规定的，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并可处以树木或绿化设施价值1至5倍的罚款：
（一）擅自修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的；
（二）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因疏忽大意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损伤或者死亡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市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权谋私，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据规定权限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其他县（市）城乡规划区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2001年6月29日发布的《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丽政令4号)同时废止。
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钟黎明
正在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正在实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法制效果，赢得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认同。事实证明，这两种制度都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由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时间较长，制度相对较为成熟，比较和借鉴根植于本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疑将有助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两种制度的比较
（一）相同点。
两种制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意义相同。两种制度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利的直接体现。都是通过让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参与到国家的司法活动中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具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质，更具司法民主的本质属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不断加深。二是参与主体相同。参与这两种制度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普通公民，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二者都能够把社会公众的认知角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带到司法工作中，与从事审判、检察专业的法官、检察官形成思维互补，从而让司法机关更好地体现出司法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使办案效果做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三是作用相同。两种制度都能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行，使我国的司法工作直接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提高了司法的公开、透明程度和社会公信力，提高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二）区别点。
两种制度相同点虽多，但也有各自的特点，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参与主体行使的权利性质不同。人民陪审员执行职务时，行使的是审判权，属国家权力；而人民监督员行使的是监督权，属公民民主权利。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同审判员享有同等权利”（《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直接分享了法院的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案件审理，享有参与调查、调解、询问、查阅卷宗的权利，同时还有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是一种实质性的参与。人民监督员参与对检察机关的案件监督，则是直接行使宪法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也可以说是一种审查权，是来自检察机关外部的一种社会监督,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监督环节，属程序性监督，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并未分享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那种认为“人民监督员利用监督权力，分享了检察权，由人民监督员参与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的观点，就是混淆了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
人民陪审员虽然也有监督法官公正审判的权利，但这种监督依附在其行使的审判权之中，其监督性质是通过分享审判权来制约法官的权力滥用，不能脱离审判权而单独存在。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发表的意见，包括不同意审判长的意见，都是对案件判决的实质性意见，不能说成是监督意见。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一种独立于检察权以外的监督权。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2、履职身份不同。人民陪审员一旦成为审判组织——合议庭的成员时，其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普通公民的一员。而是享有审判员同等权利，不穿法袍的——临时法官。人民陪审员从法院外部的一员转化成了法院（合议庭）内部的一员，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形成了相融关系，二者组成合议庭共同行使审判权。人民监督员履职时，身份不会发生变化，始终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仍然是以社会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监督活动，行使监督权。人民监督员不参与办案，不能成为检察官，临时的也不行。所以人民监督员身份与检察官是不相融关系，始终是外部监督属性。
3、权利的效力不同。人民陪审员行使的审判权具有终结性。人民陪审员的行权，可以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而人民监督员行使的监督权不具有终结性，只能通过程序性监督来影响（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案件的走向。
4、行权范围大小不同。人民陪审员对法院所有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案件，除简易程序外均可介入。人民监督员只能对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三、十四条按规定的“三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和“五种情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纪违法情况的）进行监督。对检察机关办理的其它案件不能介入。
5、介入机制不同。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都可以实行随机抽签决定参与案件审理或案件监督。但人民陪审员可参与审判案件较多，除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外，哪些案件必须要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没有明文规定，缺少强制性，完全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就是当事人申请陪审的案件也须经人民法院的批准。要不要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随意性较大。而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三类”案件有明文规定，带有强制性，相对比较规范。检察机关要不要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随意性较小。
6、制度实施的成本大小不同。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案件范围较大，都是需组成合议庭的案件，大部分具有重大、疑难、复杂特点的案件。平均一个案子要开2—3次庭以上才能结案，人民陪审员参与个案的履职周期较长。因此，需要的人民陪审员数量较大，从整体上看，实行这项制度的成本相对大些。相比之下，人民监督员个案的履职周期相对较短，只要检察机关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材料充分，半天时间可以监督1—3个案件。需要人民监督员数量不大，加上监督范围有限，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成本相对要低得多。
7、产生的依据和方式不同。人民陪审员是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相关规定，由公民所在单位或户籍地基层组织推荐或公民本人自荐，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后，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人民监督员是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没有个人自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查机关考察后聘任产生。除极少数地方试行（如四川的广安市、邻水县等）由人大常委会确认外，绝大多数仍是由检察机关聘任，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人民监督员行权效能因此遭到质疑，这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一个“硬伤”。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相比较，各自均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因此应扬长避短，相互借鉴、逐步完善和发展。
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必须始终围绕“社会监督”这个属性来定位思考，不能照抄照搬。鉴于篇幅关系，本文只对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人员选任、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监督范围、方式问题。
目前有扩大和缩小监督范围的两种意见。两种观点虽各有千秋，但都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笔者认为，完善监督范围的重点，应放在现行的“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上来，不宜盲目扩大或缩小。
1、人民监督员不应具有调查权。可能是受人民陪审员享有调查权的影响，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在人民监督员调查证据时，让被告人所在单位有关人员出来讲述有关情况，但他必须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赋予人民监督员，享有对案件不清楚的事实开展调查的权利。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调查权是检察权中的一项实质性权利，人民监督员如有了调查权，就介入分享了检察权，也就是参与了办案。其程序监督就变成了实体性监督，监督也就成了联合办案。人民监督员调查取证的材料，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其合法性、正当性、证据效力必然受到质疑。如果人民监督员调查的情况或材料，与检察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相矛盾时，将会出现由谁来决定取舍，是检委会还是人民法院，是否让其进入诉讼程序等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人民监督员履行职务时，对不清楚的事实，只能要求检察机关重新调查或补充材料，而不应该亲自去调查！人民监督员不能像人民陪审员那样具有调查权。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三）项规定，人民监督员“必要时可以旁听案件承办人询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这部分内容应作相应修改或取消。因为上述规定给人产生错觉，好像赋予了人民监督员调查权。
2、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不应取消。有种观点认为应缩小监督范围，取消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三类案件”的监督都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权力滥用，解决“监督机关由谁监督的问题”，但侧重点不同。对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案件的监督，主要是站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角度，防止把不该放的人放掉，使应该受到刑法追究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逃避刑事责任，从而减少让整个社会来承受这种滥用权力的后果和成本。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则是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防止不该逮捕的人或不宜采取逮捕措施的人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样，从打击和保护两个方面都进行监督，体现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整性，缺一不可。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情况来看，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比人们预想的要少得多，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高。但办案质量高就不等于可以不要监督。所以，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只能完善不能取消。
完善人民监督员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应先由不服决定的当事人选择由其委托的代理人或律师，直接向人民监督员陈述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或由检察官代为提出，或由自己书面提出；然后再由检察机关向人民监督员提供逮捕的有关事实依据和材料；最后由人民监督员独立评议。采取这种方式完善监督，比一律由检察机关代当事人提出不服逮捕意见的做法，在程序上要客观公正得多。因为不服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理由怀疑检察机关，不能完整地把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理由向人民监督员提出来，不能起到救济的作用。这与拟不诉案件，拟撤案的案件不同，这两类案件总体上来讲，是从有利于当事人的结果提出来的，因此当事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检察机关的意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另外，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是否会造成对不是检察机关侦办的逮捕案件的当事人不公平的问题，笔者认为不会。因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起逮捕的案件的审查，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制约公安机关行权的机制。让检察机关而不是让侦查办案的公安机关作出逮捕决定，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种程序救济措施。检察机关自己办的案件没有其它机关的审查监督，所以增加了一道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不存在对另一部分人不公的问题。
3、对五种情形监督的完善问题。人民监督制度试点过程中，对“五种情形”的监督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是“五种情形”的监督属“事后监督”，实际上是对已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救或处理过程的监督，缺少监督的预防作用，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五种情形”监督的积极性不如接受“三类案件”监督那样高。二是“五种情形”的监督可替代性较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民、当事人等可以通过建议、意见、议案、申诉、检举、控告等方式来行使监督，没有必要再通过人民监督员来行使监督，人民监督员独特作用不明显，所以人民监督员主动监督“五种情形”的积极性也不高。三是监督的机制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人民监督员来自检察机关外部，均有各自不同的岗位和职业，又不像人民陪审员那样可参与办案，平时很难发现“五种情形”的问题。加之检察机关平时发现了问题也自行纠正和处理了。是否交人民监督员监督，随意性较大。建议制定相关配套制度，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完善。第一，规定必须监督的“情形”，增加强制性，减少随意性。把不予立案、是否给予刑事赔偿，当事人申诉不应立案的情形规定为必须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第二，检察机关自行纠正“五种情形”时，可专门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后再作处理决定，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最终处理结果。第三，规定每年至少组织人民监督员参加1—2次专项执法检查。通过以上措施来完善对“五种情形”的监督，保证监督实效，减少监督资源的浪费。
（二）人民监督员选任、培训问题。
1、选任问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应摒弃检察机关自己聘任的现行做法。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采取社会推荐和自荐相结合办法，由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审查把关，检察长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命，以提高人民监督员的权威信和社会公信力，使人民监督员真正体现出“外部”监督、社会监督的属性。在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立法程序，明确由人大常委会任命人民监督员以前，可试行由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的办法，来产生人民监督员。这样操作，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规定。①、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起到了保证检察机关遵守和执行《宪法》（第二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明显作用。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人民监督员，正是依法行使该项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表现。②、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推行，是该行政区域内的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的重要活动，属于重大事项。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作出相应的包括确认人民监督员的决定。③、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种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主要是“事中监督”，弥补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不足。就监督检察机关而言，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人民监督员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并不冲突。
2、培训问题。人民监督员培训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做法，由检察机关或与司法行政机关单独或共同培训为宜。有的地方试行由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培训人民监督员，这种做法不是很恰当。人大常委会是确认（任命）机关，人民监督员并不是人大常委会的派出人员，人大常委会不宜担任培训任务。培训内容应当以掌握了解检察机关的办案程序和一些基础性法律常识，提高人民监督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即可。不宜通过专业法律培训来改变和提高其社会普通公民的身份和素质。因为监督案件时，所涉及法律和资料，由检察机关提供就能保证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不必在提高人民监督员法律专业素质上下功夫。
3、选任人民监督员到底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问题。二者各有所长。所谓“精英化”，是人民监督员由具有较高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有利于从法律上来评议案件，更能保证或提高案件质量。“精英”在法律知识方面属内行，容易发现案件存在的问题，与检察官有更多的法律方面的共同语言，监督的法律效果更好。所谓“平民化”是指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普通民众来担任人民监督员。他们对案件的监督更多的是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评议案件，法律上有时可能会开“黄腔”，但是他们带来的民众观念能与检察官形成互补，办出更好的符合社会广泛认同的案件来。笔者认为，其实精英也好平民也罢，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同阶层，人民监督员中都应有他们的位置，才能体现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那种单纯的“精英化”或“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排除社会中另一部分人的监督参与权，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如果单纯的“精英化”，那人民监督员就沦为了检察机关的一个案件质量监督机构，脱离了民众基础。如果一味强求“平民化”，也不能体现出广泛性，与创立本制度的目的不合。因此，应以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作为选任人民监督员的重点，让方方面面的代表都能参加到人民监督员这个队伍中来，更好体现出监督的社会性。当然一些具有特定、法定身份，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人员除外。
（三）人员管理问题。
怎样对人民监督员进行管理，各地做法不尽一致，很多地方借鉴人民法院管理人民陪审员的做法，采取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集中统一管理方式，也有的试行由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笔者认为不宜对人民监督员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理由是：
1、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外部监督，不能像人民陪审员那样集中统一管理。因为人民陪审员是参与实质性审判权，具有终结性，有可能出现错案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履职风险。所以人民法院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培训、考核、奖惩、错案追究等配套制度来减少或避免其履职风险的发生。由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备终结性，案件的最后把关权（决定权）在检委会手中。因此，错案责任几乎不可能追究到人民监督员身上，人民监督员的履职风险比人民陪审员要小得多。所以不必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
2、集中统一管理，有提高人民监督员履职率的好处，但也有弊端。集中统一管理容易使人民监督员组织化，产生新的“组织”利益，从而使其代表方方面面意见的本意荡然无存。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应搞集中统一管理。
3、从管理的主体来看，检察机关肯定不适宜，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委员会也不宜成为人民监督员管理机关。人大常委会是确认（任命）人民监督员的机关，又是其集中统一管理的机关，那么人民监督员很容易地成为代表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了。人民监督员的社会监督属性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宜有管理机构来对其实施统一集中管理。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宜适用“松散式”的管理方式，即制定有关人民监督员履职办法，以人民监督员会议方式，进行自我管理。除培训学习外，平时不搞集中统一活动。每年只召开一两次人民监督员全体会议，邀请检察机关、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司法行政机关、社区（基层组织）代表派员参加。由人民监督员自己汇报履职情况，以票决方式决定不适合继续担任人民监督员职务人员的去留，并报检察机关按程序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免。检察机关设立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是人民监督员履职的协调、服务机构，而不是管理机构。通过这种“松散式”的管理来保证人民监督员社会监督性质的完整性。
总之，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更为迫切，应当使其尽快进入立法程序予以规范。
200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