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2007〕8号《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已由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07年9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 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10月1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工程建设
第三章 工程管理
第四章 工程运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保护，保障水利工程安全、正常运行，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防洪、灌溉、治涝、供水、发电等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将水利工程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
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境内外投资者投资建设和经营水利工程。鼓励农牧民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维护。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利工程的义务，有制止、检举和控告侵占、损毁水利工程的行为的权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保护、利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工程建设
第八条 兴建（含新建、改建和扩建）水利工程应当服从流域规划和区域规划。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应当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
第九条 兴建水利工程应当依法办理规划、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质量监督、开工建设等审批手续，并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筑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
兴建水利工程，其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接受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的监督。
第十条 水利工程建设方案，应当按下列规定审查：
（一）大、中型水利工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二）小型水利工程，由市（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三）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前款所列水利工程属于公益性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提出工程管理的机构编制和维修定额方案，报相应的机构编制部门和财政部门 审查批准后，建设单位方可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施工合同、设计文件、图纸和有关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文件和图纸。
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当派驻代表对施工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督检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施工单位必须返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二条 水利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水利工程竣工验收的规定，及时申请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水利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的资产管理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制度。
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向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水利工程产权登记，申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其他投资建设的水利工程应当按规定进行产权登记。
本条例施行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应当在本条例施行后限期补办产权登记手续。
第三章 工程管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利工程管理队伍建设，加大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水平。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利工程技术档案，制定管理办法，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农村集体投资为主兴建的水利工程，可以组建用水合作组织，设立管理单位或者配备管理人员，并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他组织和个人投资为主兴建的水利工程，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实施管理，并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具体负责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其主要职责为：
（一）按照水利工程规范管理的要求，制定日常的管理规则和操作规程，做好工程检查、观测、记录和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定期申请对大中型和重要工程进行安全鉴定；
（二）维修养护水利工程，保持工程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行；
（三）掌握气象预报和水文预报，及时做好报汛、运行调度和防汛抗旱工作；
（四）搞好工程绿化和水土保持工作。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管辖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定期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及时督促水利工程权属单位对病、险水利工程进行除险加固，消除险情。
第十七条 大中型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负责人和工程管理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并取得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上岗资格证书。未取得上岗资格证书的，不得从事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在年初编制水利工程的用水、防洪调度计划，并报当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的调度计划，未经原批准单位同意不得改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调度计划的实施。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一）水库
1、大型水库主坝坡脚和坝端外300米、副坝坡脚和坝端外100米为管理范围，主坝管理范围以外300米、副坝管理范围以外200米为保护范围；
2、中型水库主、副坝坝脚和坝端外100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以外200米为保护范围；
3、小型水库主、副坝坝脚和坝端外50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以外100米为保护范围。
（二）河道堤防
1、设计标准为100年一遇的防洪堤从外坡堤脚算起每侧50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以外100米为保护范围；
2、设计标准为50年一遇的防洪堤从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以外50米为保护范围；
3、设计标准为20年至30年一遇的防洪堤从外坡堤脚算起每侧20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以外30米为保护范围；
4、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的防洪堤从外坡堤脚算起每侧10米为保护范围。
（三）灌区、水电站
1、灌溉排水干渠的渠坡坡脚外1至3米为管理范围，此范围外5至10米为保护范围；
2、挡水、泄水、引水、提水设施和水电站等水利工程建筑物的管理范围为工程边线以外5至10米，此范围外20米为保护范围；
（四）水利工程的生产、生活区的管理范围，按照不少于房屋建筑面积的2倍划定。
第二十条 划定水利工程的管理、保护范围：
新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划定。
原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已经划定的，维持现状；尚未划定的,依据施工时的征地范围和历史形成的边界，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划定。
划定为管理范围以内的土地应当依法办理征地手续。
划定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由水利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明确边界、设立标志。
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涉及军事设施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国家所有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工程管理单位，其管理范围内的土地需要变更使用权的，由工程管理单位提出申请，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堤防、渠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维持原状不变。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使用时不得危害水利工程安全。
第二十二条 确需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兴建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工程管理单位的意见，并报经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工程竣工后，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验收。
第二十三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当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求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
第二十四条 在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内，经科学论证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行洪安全、抗洪抢险的设施，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防汛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划定清障边线，由设障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负责清除，保证行洪安全和抗洪抢险通道的畅通。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爆破、打井、开采砂石、取土、围垦种植、建池养殖等危及水利工程安全的活动；
（二）构建建筑物，倾倒垃圾、废渣、有毒有害污水和废弃物，堆放、掩埋污染水体的物体，清洗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三）毁损堤坝、涵闸、水电站、渠道等水利工程建筑物及水文观测、通讯、照明、交通等附属设施；
（四）在坝顶、堤顶、水闸交通桥行驶履带式机械、硬轮车和超重车辆，在工程设计未考虑交通运输功能的坝顶、堤顶行驶机动车辆；
（五）在报汛、通讯线路上搭接广播电视线等；
（六）非管理人员操作闸门和其他蓄水、引水、输水、配水设施，挖渠破闸，拦渠堵水，强行取水；
（七）超过限制水位蓄水，或者擅自放水，影响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或者安全蓄水。
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确需从事取水、钻探、采矿等作业的，必须经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管理单位批准，并按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四章 工程运营
第二十六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为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两类。
防洪、灌溉、治涝、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公益性水利工程，其所需管理人员经费、维修养护经费及更新改造费用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
供水、发电经营、水产养殖、水利旅游等非公益性水利工程，其所需的管理人员经费、维修养护经费及更新改造费用由该工程的权益所有者负担。
第二十七条 公益性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不得从事经营活动；非公益性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在确保工程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水利工程的资源、设备、技术等优势，开展供水、发电、养殖、种植、旅游等多种经营。
公益性水利工程的非经营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非公益性水利工程经营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应当作为以水养水资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第二十八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开展供水经营，应当坚持优先满足生活用水，保证生态用水、兼顾工业和其他用水的原则，实行统一调度、统一配给水量。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可以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向用水单位和个人计收水费。
用水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缴纳水费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
第二十九条 在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及其功能不变和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对国家所有的经营性水利工程可以实行股份合作经营；对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工程可以实行承包、租赁或者拍卖。
第三十条 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工程进行承包、租赁、拍卖，应当坚持群众自愿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国家所有的小型水利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发包、出租、拍卖。
集体所有的水利工程的拍卖回收资金，应当专户存储，专门用于当地小型水利工程的维修、管理和养护；国家所有的水利工程的拍卖回收资金，应当纳入水利建设基金管理，用于当地水利工程建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改变调度计划或者阻碍计划实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1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清除障碍等补救措施，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所列行为之一的，以及不按照批准范围和作业方式在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取水、钻探、采矿等作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截留、挪用、贪污水利工程建设费用、维修养护经费，水费，水利工程补偿、赔偿费，水利工程承包、租赁费和拍卖资金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赔，并依法追究单位和个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阻挠、殴打依法执行工程管理职责的水利工程管理人员，蓄意制造水事纠纷，迫使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改变工程设施的控制运行方案，拒绝执行防汛救灾命令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及肇事人员，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具体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自侦案件
内容提要: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技术侦查，也称为技术侦察、技侦手段或行动技术手段[1]，简称为“技侦”，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对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的习惯性称谓，根据立法定义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技侦手段作为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却又鲜受立法规制的一类特殊侦查手段，在今年正在积极推进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变动而备受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历来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此轮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非如何保障基本权利、落实法治原则，而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技侦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就立法焦点偏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仅就目前的立法讨论焦点问题展开论述。首先分析目前法律规范中关于技侦权配置的规定与实务中检察机关运用技侦权的基本状况，其次将梳理赞同赋予检察机关技侦权的各种主张，最后将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技侦权立法中应当承担的职能以及合理的技侦权配置模式。
一、技术侦查的界定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3]。这一立法定义不仅从内涵上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技术侦查，而且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技术侦查的具体类型。从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单纯具备秘密侦查的特点，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辅助的各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乔装类侦查手段以及单纯使用人的视力进行的监视或人力跟踪等；同样，单纯具备技术性要求，但不具备秘密性特征的侦查手段也并非实践与立法中所指称的技术侦查，比如现场勘查设备、测谎仪、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等，在侦查实务中被称之为“侦查技术”、“刑事技术”。具体而言，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
1．电子侦听，也称之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比如在办公室、家中安装窃听器进行的窃听。此类窃听手段与对电话的监听不同，后者是对电信通讯内容的截取。
2．电信监控，即对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记录等通讯形式进行获取，对通话记录的获取与电话监听所针对的获取通话内容是被区别对待的两种侦查手段。
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视、跟踪与定位。
4．邮件检查，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最近也开始发展为对物流的包裹、快递进行秘密检查。
5．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搜查提取结束后相对人并不知悉该搜查行为已经发生。
6．外线侦查，是指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性手段。[4]
7．网络侦查，网络侦查是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与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侦查相似，在具体手段上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对邮件通讯及其他互联网文字、声音、图像通讯的截取、对储存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秘密调取、对上网轨迹、上网地址进行查询、定位等均为网络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二、检察机关技侦权配置的规范性依据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技侦手段的使用尚无法律依据。虽然《宪法》第40条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条款中[5]，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然而宪法条文所要求的“法律程序”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中加以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权依然缺乏法律依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与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措施”[6]。也就是说，现有法律规范将技侦权授予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虽然有宪法的概括性授权，但由于可供执法的法律文件阙如，事实上自侦案件中技侦权的使用并无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主张将技侦手段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点或者说主张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使用技侦权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职务犯罪自身的特点如高智能、极强的隐蔽性等，使得职务犯罪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隐形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一样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突出问题，因而存在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其二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缺乏技侦手段的支持，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另一方面既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大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其让纪检机关承担侦查职能，并大量使用“两规”、“两指”措施，还不如赋予检察机关采用技侦手段的权力，采用法律之内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三，长期以来认为“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的政策不允许在职务犯罪中使用技侦手段是错误的看法。“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是指在党内路线、政治斗争、派别斗争和调查违纪案件中，不准搞技术侦查，而不是指共产党员实施职务犯罪之后，因为其是共产党员而不得对其搞技术侦查。对于犯罪分子是共产党员就不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无异于给他们以特殊的保护，这不仅会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其四，从侦查对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借用”机制也存在诸多不便，由于侦查对象中包括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犯罪主体身份特殊，侦查此类犯罪需要高度保密，严格控制侦查工作的知情面，而检察机关借用其他机关手段办案，必然扩大知情面，不利于办案保密[15]。当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由与犯罪嫌疑人同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控、录制，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某种程度上对侦查活动产生影响[16]。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时，检察机关再委托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对本系统的人员进行监控，其客观性与独立性值得怀疑。其五，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享有独立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负责同志的粗略测算，假设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增设技侦部门，则共需要在415个单位建设相应的设备、增加大约4150名工作人员，而每个建设单位购买与维护技侦设备需要200万元投入，总计投入8个多亿，人员与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是很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7]。
四、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应有定位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定位应为技侦权的监督角色，在自侦案件中可以拥有决定权，甚至是审批权，但不应当享有执行权。理由如下：
（一）技侦手段极易滥用于政治斗争与党派斗争
长期以来受“党内不得搞技术侦查”政策的影响，加之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有权使用技侦手段，对于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常见。实务当中，反对将技侦手段适用于官员与党员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技术侦查的使用将引发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局面，损害同志关系，损害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沦为帮派分子搞政治斗争的工具。[18]应当说司法实践的实例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上的担心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1月，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发生的县公安局政委随意命令电话监听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主任事件[19]，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监听等技侦手段存在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无独有偶，2007年7月，陕西咸阳三原县也发生了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工作谈话进行非法监听的事件[20]。这两例监听手段滥用的实例既说明了目前技侦手段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印证了技侦手段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