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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违约责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摘 要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大陆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例外。我国法采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制归责体系，在合同法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
关键词 合同 违约 过错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乃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而归责原则就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违约责任成立的法律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之后，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违约责任采严格责任归责原则。那么，我国违约责任是否承认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学者间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
过错归责原则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范围的根据。对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同。
（一）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1]按照罗马法，过错可以是故意的，也可是过失的。故意（dolus），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不当，将危害他人的权益，而仍加以实行或听任损害的发生。故意是对诚实信用而言；它违背了交易应遵守的一般道德规范。过失（culpa），是指行为人免于注意（diligentia），即行为人本应注意，又能够注意而不注意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是对行为的后果有所认识，他应当预见，但因疏忽而未预见，或虽预见，而确信其可以避免而不至发生。[2]随着社会发展，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产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如为了保证商旅的安全，大法官规定，凡船东和旅店、马厩的主人对旅客携带的物品、马匹负有特别保管的义务，除由于旅客的过失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外，对其毁坏、丢失，都要负赔偿责任，即使他们受雇人的选任和监督是无可指责的。[3]
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学者指出，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4]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5]《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于此适用第827条，第828条的规定。（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6]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具体规定是：“1、债务人对故意和过失承担责任，但既未规定更为严厉的或较为轻缓的责任，也无法从债务关系的其他内容中，特别是从承担担保或购置风险的事实中，推知应加重或减轻债务人的责任。为限。准用第827条和第828条的规定。2、过失是指没有尽到交易中应当尽到的注意。3、不得事先免除债务人因故意而产生的责任。”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例如，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换言之，问题在于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此一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absolute），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7]“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一般来说，被靠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8]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a law of strict liability），相应的救济体系的运作是不过问过错的。[9]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亦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这主要表现为：1、在手段债务案件中，法院坚持认为应证明被告有过错始得使之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专业服务场合更是如此；专业人员没有过错而被认定承担责任，这是非常罕见的，换言之，专业人员并非“担保”作出的意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可靠性，他们并不一般性地“担保”结果。此类案型已得到了许多现代判例的支持，而且，其原理在英国已经为1982年《货物与服务供应法》所奉行。[10]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多次提到“正当拒收”（第2602、2603、2604条）、“正当理由的要求”（第2609条）、“善意及时”、“合理的方式”（第2712条）、“正当撤销”（第2711条）等用语，并且将行为的正当性或具有正当理由作为违约与非违约的区别。由此可见，违约行为中包含了过错，如果当事人具有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则不构成违约行为。[11]2、在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20（2）条规定：“由于买方或者卖方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由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3、在1903年的krell诉Henry案中，英国上诉法院确立了合同落空原则：“双方当事人以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为基础而签订合同的，如果规定的事件没有出现或者被取消，就可能导致合同履行受挫，并免除当事人的责任。”[12]英国1943年《法律改革（履行受挫合同）法》第1（1）条对该原则作了规定：“一份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合同变成不可能履行，或者以其他方式履行受挫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因此免除了进一步履行合同的责任。”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88条亦规定：“凡以任何一方应取得某种预定的目标效力的假设的可能性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基础时，若这种目标效力已经落空或肯定会落空，对于这种落空没有过错而受落空损害的一方，得解除其履行合同的责任。”但是，如果致合同落空的事件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选择所造成的，则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并非由于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客观事由，而是由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致合同难以履行的，就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而应当追究违约的违约责任。
（三）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
“法律责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从这种意义上，法律责任也是一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纠恶或纠错的机制。”[13]违约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同样具有上述性质。而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违约责任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各异，正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价格判断标准。
罗马法是从各种具体的合同诉讼，如买方与卖方之诉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违约责任中的过错问题。[14]《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得奠定。”[15]它不仅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反映出了过错与赔偿相比例的思想，过错愈重则赔偿愈多，反之过错愈轻则赔偿愈少。由于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将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限于其有过错的场合，这样给法官某些灵活余地，从而排除了能够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免责机会的情事变更原则。《德国民法典》“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思想的鲜明烙印，而且因此有如拉德布鲁赫所谓‘与其说是20世纪的序曲毋宁说是19世纪的尾声’”。[16]过错责任原则在德国的正当化与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其消极机能方面恰恰能够保障行为的自由，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指出：“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17]
英美法系国家采严格责任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其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债权人损失，从而能够根据公平观念分担损失。在19世纪，合同法地位显赫，合同法被视为是基于在市场关系中行使的个人选择。合同法本身并不关心资源的配置，它所关心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其结果之一便是合同责任被看成是严格的，一旦某人允诺做某事，他便要被要求履行，或者在不履行时支付损害赔偿；至于后发的事件使得对该允诺的履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甚至成为不可能，这则是无关紧要的。[18]英美法实际上将任何合同都当作合同当事人所提供的一项担保，当事人负有的合同义务具有绝对性，即“对非当事人所能预料的事故所致合同履行意外受阻的情况，当事人本可以在合同中订立一项免责条款，如果未设定免责条款，则认为当事人应负绝对的履行义务。”[19]因此，一旦出现违约，违约方无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采用二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途同归的结局。”[20]

二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采何种归责原则，学者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便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21]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22]第三种观点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23]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一）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即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不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采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其优点：1、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受害方只须证明违约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违约方亦无须证明自己对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主观上无过错，只要有违约行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违约责任以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为构成要件，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与违约责任无关。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仅仅在于证明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体现在诉讼和仲裁上，由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存在与否证明与判断相对较易。2、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与违约责任直接联系，有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即有违约责任，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这样有利于增加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促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合同，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从而保证合同的严肃性。3、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是法律强加的。法律确认合同具有拘束力，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不过是执行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而已。这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此外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24]
（二）我国《合同法》在坚持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同时，规定了过错归责原则。这符合我国合同立法、司法的一贯的内容和精神，可以说是对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的经验的总结。[25]立法上，我国合同法律一般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按照我国从民法通则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民事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例外。因此，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为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在违约责任中，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过错是被推定的，即当违约事实出现后，法律直接推定违约方有过错，债仅人负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义务，但允许违约方举证自己无过错，从而推翻法律的推定使自己不负违约责任。”[26]作为民事特别法的《经济合同法》不仅强调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而且明确了过错为确定违约责任范围的重要标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亦没有完全否定过错责任原则。司法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一贯重视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关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问题”之（一）规定：“在查明经济合同案件的事实后，按照《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过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明确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是解决纠纷的基础。”我国《合同法》并未摒弃过错归责原则，而是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
我国《合同法》坚持过错归责原则，有其重意义：1、体现了违约责任的道德属性。我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化的特征，“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27]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直至今天仍然现实地存在着。我们应当努力发掘这一法律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注入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使中国民法增添异彩。因此，强调违约责任的过错责任的补偿功能的同时，重视违约责任的惩罚和教育功能。通过对过错违约的行为的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发挥了合同法惩罚和教育当事人的作用，有助于淳化道德风尚，保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贯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适应鼓励正当交易和竞争的需要。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促进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为此，必须赋予和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交易和自由竞争权。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当事人一方面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违约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只要尽到合理的注意，就可依法不承担违约责任。这为市场主体从事正当的交易和竞争提供了明确的范围，不仅能够避免使违约方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后果，而且有利于强化合同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正当地实施交易行为和进行自由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3、符合不同违约责任方式的特征和意旨。损害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其他违约责任方式（如解除合同责任、继续履行责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意旨。解除合同责任是将原合同债务内容消灭，继续履行责任是债务人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原债务内容不变，两者均不产生新的债务问题。而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债权人所受损失的填补，是对原有债务内容的改变。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除了要有债务人不履行或者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应当具备主观要件，债务人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要有过错。将过错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正是考虑到其自身的特殊性。

三
我国《合同法》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主要有：
（一）《合同法》总则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责任免除。由于故意违约行为表现了对合同义务和他人利益的漠视状态，故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不得通过免责条款对故意违约责任加以免除。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个条文中明确提出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概念，表明了我国合同法律对过错程度的重视。《合同法》根据当事人一定的主观心理状态（如故意和重大过失）来进行违约责任的分配，不仅有事后的损害分配的功能，而且有敦促当事人谨慎从事活动的意旨，可以起到提醒、鼓励当事人恰当地活动以及照顾他人正当利益的作用，具有避免和减少对于社会资源浪费的意义。
2、预期违约责任。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履行期限届至之前的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和默示的预期违约。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不论是明示的预期违约的“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还是默示的预期违约中的“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都说明预期违约必须是当事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责任的主观要件要求是故意的。
3、加害给付责任。加害结付又称积极侵害债权，是指债务人履行给付不合债务本质，除发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之外，更发生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债务人应当承担履行利益之外 的损害的一种赔偿责任制度。按照德国的判例和学说的观点来看，债务不履行的过错，原则上对积极侵害债权（即加害给付）是适用的。在我国，加害给付责任应以债务人具有过错为要件。[28]《合同法》第112条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这一条文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的内容中，就包含了加害给付的制度。[29]
4、合理预期规则。根据这一规则，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得超过其订立合同时已经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条文确立了合理预期规则，违约方对不可预见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实质上是说违约方对自己主观上无过错的后果不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体现过错归责原则的精神。
5、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在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传统民法实行过错归责原则。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中所要求的“欺诈”是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实行过错归责原则。
6、减轻损害规则。根据这一规则，一方当事人违约并造成损失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对扩大的损失负责。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这一规定减轻损害规则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的要求，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违约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表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后果负责。
7、双方过错的责任承担。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依此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序和大小来确定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合同法》分则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赠与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91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赠与合同属于单务、无偿合同，从公平的观念出发，赠与人的责任应当有所减轻。我国《合同法》基于保护赠与人的意旨，规定赠与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以减轻赠与人责任。
2、承租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22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租赁合同生效后，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所以承租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保管租赁物。承租人“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227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支付租金是承租人的基本和主要义务，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的，亦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出租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的反面含义是，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即承租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揽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65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承揽合同生效后，由承揽人占有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所以承揽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加以保管。承揽人“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承运人和托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02条第一款、第303条第一款和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旅客自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者托运人、收货人本身有过错的，承运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依《合同法》第120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320条规定：“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在多式联运合同中，托运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如交付危险货物时，未告知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的危险特征及预防措施，从而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
5、寄存人和保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70条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寄存人未告知有关情况，说明其主观上是有过错，非但不能要求赔偿保管物的损失，而且可能须赔偿保管人的损失。《合同法》第374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合同法》采严格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比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更重，还须就通常事变负责，除法定免责事由外，在保管期间发生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不论保管人主观上是否具过错，都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无偿保管合同中，保管人的保管行为并未获得相当的报酬，故保管人的注意义务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保管人如已尽一般人所应负担的义务，即无重大过失，则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只是有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比无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注意义务要重。
从《合同法》分则的上述规定可以看，我国《合同法》关于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个特点：1、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宗旨是将损失归咎于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否则，在一般情形下，不论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凡是有损失就予以赔偿，就使现代的损害赔偿制度落入原始的“加害原则”的旧巢。更为重要的是，在违约损害赔偿中适当地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可以处理好违约损害赔偿中的“混合过错”的责任归属问题。2、在许多情形下，法官不再要求受害方举证证明违约方须有过错，受害方只要能够证明违约方有违约行为和损害后果即可，违约方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实为被害人技术之应用，旨在保护被害人之利益，盖即有保护他人法律之存在，则行为人有妥为注意之义务，何况行为人是否违反保护法律侵害他人权益，一般言之，多不易证明也。”[30]也就是说，这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改进，而并非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改变，即是将受害方承担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改变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卫国著：《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许多国家都很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法制建设，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应对日益突出的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网络信息立法涉及诸多方面，且彼此间内容多有关联，不易截然分开。我们将陆续地着重从维护网络安全、互联网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发展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几个方面，对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网络信息立法情况进行分类和梳理。

关于维护网络安全

早期的网络立法，侧重于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物理实体的安全（即防止因自然灾害、事故或人为破坏而造成基础设施各系统的运行中断），也包括基础设施的逻辑安全（即保障支持设施运行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可用性、可靠性、完整性、保密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国立法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也强调网络信息的安全，加强对网络犯罪的打击。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全面的网络安全立法。为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和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从1977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多部法律。其中，1977年制定的《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首次将计算机系统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1987年制定的《计算机安全法》，是美国计算机安全的基本法律，目的在于提高联邦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利用互联网宣扬恐怖主义、侵犯知识产权、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以及从事其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则加强了对侵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2000年通过的《政府信息安全改革法》，规定了联邦政府部门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的责任，建立了联邦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监督机制。2002年3月通过的《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后纳入《电子政府法》），对政府机构的信息安全问题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也涉及对包括通信设施在内的重要基础设施的保障。2002年通过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法》，建立了一套完整详细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程序。

美国还制定了《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1984年）、《公共网络安全法》（1997年）、《加强计算机安全法》（1997年9月通过、200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除联邦法律外，美国许多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总统的行政命令在保护关键性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合作层面，2006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计算机犯罪公约》，该公约于2007年1月1日在美国正式生效。这样，由联邦法律、州法律、联邦行政决定、一些判例及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欧洲在网络安全立法方面也走在前面。瑞典于1973年4月4日通过的《数据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涉及计算机犯罪惩治与防范的法律。英国制定的《1990年计算机滥用法》，将未经授权接触计算机数据，未经授权非法占用计算机数据并意图犯罪，故意损坏、破坏、修改计算机数据或程序认定为违法。德国修改了《刑法》，规定资料间谍、计算机欺诈、伪造证据、与数据处理有关的交易诈骗、伪造证书、伪造证明材料、毁弃文书、篡改资料、计算机破坏、职务文书伪造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欧盟于2001年11月通过了国际上第一个针对计算机系统、网络或数据犯罪的多边协定——《计算机犯罪公约》（ConventiononCybercrime，也译作《网络刑事公约》），明确了网络犯罪的种类和内容，要求其成员国采取立法和其他必要措施，将这些行为在国内法中予以确认；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关和程序，并对具体的侦查措施和管辖权作出规定；加强成员国间的国际合作，对计算机和数据犯罪展开调查（包括搜集电子证据）或采取联合行动，对犯罪分子进行引渡；对个人数据和隐私进行保护等。依照欧盟制定的统一指令和本国的实际情况，欧盟成员国纷纷研究出台本国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在亚洲，新加坡1993年制定了《滥用计算机法》，并于1998年6月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新增三项有关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罪名，以应付日益严重的计算机犯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韩国于2001年1月通过了《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以建立一套应对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破坏信息通信网络行为的综合性、系统性保护措施。日本将《刑法》的内容延伸到网络领域，增加计算机犯罪的条款，规定了关于电磁记录的不实使用罪、电子计算机损坏或故意妨碍他人使用罪、电子计算机使用欺诈罪、电磁记录毁弃罪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此外，日本1999年通过的《禁止非法接入行为法》，明确制止非法接入，预防计算机犯罪，保障通信网络的健康发展。

关于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

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不仅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具体国情、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模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和行业主导三种基本模式。管理模式的不同，在立法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一） 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这以新加坡和德国等为代表，多采用专门立法规范网络内容，甚至对网络内容提出具体要求，政府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监管等日常管理工作。德国于1997年通过《为信息与通讯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又称“多媒体法”）。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网络专门法，对包括网络内容在内的电子网络空间的行为提供了全面、综合的专门法律规范。该法将出版物概念扩展到“音像载体、数据存储设备、图片和其他表现形式”，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内容责任，对未成年人保护作了明确规定。2000年12月，德国联邦最高刑事法院通过对“托宾案”的裁定，还确立了网络内容域外司法管辖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在澳大利亚，有关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及标准由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行业机构、消费者共同制定，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广播服务法修正法（在线服务）》，俗称《互联网审查法》，正式确立了官方性质的互联网内容分级体系。由澳大利亚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负责网络内容的监管，根据举报进行调查，并向网络提供商发布相关指令。澳大利亚还颁布了《垃圾邮件法》。

新加坡有严格管制媒体内容的传统，管制内容集中于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相关法条全面、细致。在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中，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广播法》及以其为依据制定的《广播（分类许可）公告》《互联网行为准则》，是新加坡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其他管制内容则散见于《刑法》《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和法》《不良出版物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法律规定实行网络分类管理，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商、讨论政治或宗教问题的网络内容提供商、在新加坡注册的政党组织所建网站、经营网上报纸并收费的内容提供商，都必须在媒体发展局登记后方能开始运营。

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互联网审查专门机构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实行比较严格的手机实名制和有限的网络实名制。2001年通过的《促进利用信息和通讯网络法》规定，由国家信息通信部来推广和发展过滤软件，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网络内容划分等级；被划为“对未成年人有害”等级的网站必须有电子标识。在《电信商务法》框架下，还发布过关于网络内容管理的专门法令，如《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2001年7月）在法制层面上确立了网络内容过滤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包括BBS、聊天室，以及其他“侵害公众道德的公共领域”“可能伤害国家主权”和“可能伤害青少年感情、价值判断能力的有害信息”。2005年，韩国发生了一系列轰动事件，如有关演艺明星隐私的大批所谓“X档案”在网上被疯狂转载，引发韩国社会关于“网络公开性与个人隐私保护”等的讨论和反思。2005年10月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网络实名制就是网民在网上发言、申请邮箱或注册会员，要事先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详细信息，系统核对无误后才能拥有自己的账号并发布留言。2007年7月《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生效，对35家主要网站实施实名制。2008年，韩国影星崔真实自杀后，又催生了实名制网络法——《信息通信网络法修正案》（俗称《崔真实法》），规定日点击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都需要实行实名制，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实名制的范围。但是，2011年7月份韩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客事件，网站大规模泄漏个人信息事件，韩国行政安全部8月11日表示，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韩国政府打算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制。

（二）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

这以英国为典型代表，政府并不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的日常监管，而是将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具有半官方色彩的行业自律组织（如英国的互联网监视基金会IWF），由它间接控制网络内容，政府自己则居于“把关人”的地位，提供立法和执法方面的补充、保障、支持和指导。英国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秉持“监督而非监控”的理念，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内容管理的立法，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新闻法》和《出版法》。英国政府将网络媒体视为出版物的一种，沿用现有法律——如《刑法》《诽谤法》《藐视法庭法》《青少年保护法》《种族关系法》《公共秩序法》《性侵犯法》《淫秽出版物法》《广播法》等来规范其内容。为应对恐怖威胁，英国也注意在立法中赋予政府一定的网络管制权力。2000年制定的《通信监控权法》，规定在法定程序条件下，为了国家安全或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可以截收或强制性公开认为必须予以公开的网上信息内容。2001年开始实施的《调查权管理法》，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商均要通过政府技术协助中心发送数据。该中心则由军情五处负责运营，其官员可以检查和阅读所选定的任何电子信息。

1996年6月，法国邮电、电信和空间部长菲勒对一部有关通信自由的法律进行补充并提出《菲勒修正案》。该法案根据互联网的特点，为互联网从业人员和用户之间自律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有关问题提出了3个方面的措施并规定了相关刑事责任，但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委员会进行的事先审查中就被否定，胎死腹中。从1999年初开始，法国开始执行“共同调控”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共同调控建立在以政府、网络技术开发商、服务商和用户这几方经常不断的协商对话基础上。为了使“共同调控”真正发挥作用，法国还成立了一个由个人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即互联网国家顾问委员会。

（四） 行业主导模式

这以美国为代表，政府通常放弃通过专门立法等手段干预网络内容，对网络内容的管理由非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自发进行，但网络内容同样要受其他非专门立法的约束。

美国除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色情侵害的立法外，很少有专门针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法律。“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迅速通过立法赋予政府网络监控权。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通过修订《联邦刑法》《刑事诉讼法》《1978年外国情报法》《1934年通信法》等，授权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对涉及化学武器或恐怖行为、计算机欺诈及滥用等行为进行电话、谈话和电子通信监听，并允许电子通信和远程计算机服务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电子通信。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进一步要求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在调查机关要求下，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警方有权监视互联网上包括个人电子邮件在内的信息来往；如果出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或“受保护的电脑”遭到袭击，当局无须事先征得法院同意，即可监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相关信息。在此情形下，服务商信誉和客户机密须让位于国家安全。美国还专门颁布了《反垃圾邮件法》。

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国际上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概念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与“隐私”。其中，使用“个人数据”概念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以及受欧盟1995年指令影响而立法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普通法国家(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除外)，则大多使用“隐私”概念。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则使用“个人信息”概念。概念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使用习惯，实质上并不影响法律的内容。虽然各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1）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人；（2）法律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不被随意收集、传播或作其他处理,侵犯个人的权利。

美国十分重视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第四修正案专门规定了公民的隐私权。为规范网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发布和隐私权保护，美国先后制定了《电子通信隐私法》（1986年）、《通信净化法》（1996年，后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数据保密法》（1997年）、《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1998年）、《网络电子安全法》（1999年）、《网络安全信息法》（2000年）等法律。其中，《数据保密法》规定，出于商业目的收集个人（包括儿童）信息、发送主动式电子商务邮件等行为，要建立自我规范制度。还规定了出现纠纷后的调解和仲裁办法，同时禁止透露或使用某些政府信息、个人保健和医疗信息等。《公共网络安全法》规定，政府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个人的隐私权、知识产权及网络使用者的个人安全，如有侵权行为发生，应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主要针对在线收集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网站管理者要遵守隐私规则，必须说明何时和如何以一种可以验证的方式向儿童家长索求同意，并且网站管理者必须保护儿童在线隐私和安全。

欧盟将隐私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延伸到个人数据的保护，于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上隐私保护的法令。主要有：《欧盟数据资料保护指令》（1995年，欧洲议会）、《电子通信数据保护指令》（1996年，欧洲理事会）、《互联网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1999年，欧盟委员会）、《关于互联网上软件、硬件进行的不可见的和自动化的个人数据处理建议》（1999年，欧盟委员会）、《信息公路上的个人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1999年，欧盟委员会）等。这些法令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提供了清楚的隐私权保护法则，为成员国立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同时还规定，第三国的隐私法律只有经欧盟委员会判定达到“充分的”保护标准，才能自欧盟向其进行跨境个人信息传输。2001年欧盟又出台规范共同体的职能机构组织处理和传播个人信息的专门规章。至此，欧盟已在其成员国间建立起统一有效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早在1984年就制定了《数据保护法》，此后又出台了《2002年电子商务条例》。法国1978年制定的《信息技术与自由法案》涉及个人数据保护。德国先后制定了《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1997年，作为《多媒体法》的一章）、《联邦数据保护法》（2002年）等，加强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