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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王思鲁
　　 ————庭辩艺术鉴赏丛书之二————


《无罪辩护——直击王者之辩 开启成功之门》


前言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王思鲁)



【金玉良言】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

【金玉良言】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

【金玉良言】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应该承认，在时下的司法环境中，无罪辩护走得相当曲折。因为评价案件质量的指标之一是无罪判决率的高低，因此导致有关部门及人士对无罪判决率的空前追求，上至上级领导，下至本院领导一而再地三令五申，某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把“若干年无罪判决率是零”作为成绩大肆渲染，另有一些部门甚至将无罪判决率与评优和提职等联系起来，从而助长了司法机关乃至其工作人员对无罪判决率的疯狂追逐。而法院往往也因受到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影响，束手无策，为避免重重障碍，作出的无罪判决寥寥无几。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在中国，成功的无罪辩护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43.7万件，其中，免予刑事处分的占1．42%；宣告无罪的只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五年来，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对不构成犯罪的1万多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万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立法精神。
但是好景不长，在2002年之后，无罪辩护成功率在中国又呈下滑趋势。据《最高检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无罪判决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
应该坦然，现实中，可以说“无罪判决难，难于上青天”。是否应采纳无罪证据，是否应作出无罪判决，释放被告人，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和证据事实的问题，而是要受到环境或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是重配合而轻制约的，形成了无须戳破的“秘密”──公检法仍然是一家。由于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主线，法院的无罪判决又被作为衡量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办了“错案”的标准，进而作为决定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因此，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时通常会很“慎重”，公安、检察机关的利益首当其冲地成为重要的考虑对象，十分看重与同在党的领导下的公、检、法机关的协商解决。这种公、检、法机关内部协调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作经验来炫耀。法院拿到案件后，先进行审查，觉得有问题，就让检察院撤回去，另作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实报实销”（被告人已经被关了多久、就判处多长刑期）、对在押被告人判处缓刑、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等等，都是一种折衷的“双赢”处理方法。法院作出这种处理后，公安、检察人员即可摆脱“错案”的追究责任，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必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被告人也因从羁押中重获自由，往往会“见好就收”，默默接受司法机关给的“难能可贵的自由”，而不再话语！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颁行后，许多人以为律师的冬天终于过去，春天欣然地来临，刑事辩护律师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但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自新法实施至今，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却越来越多，刑事辩护愈来愈难。某些司法人员法律意识淡簿，法律水平一般，可“官本位”思想严重，他们将司法机关视为“衙门”，时常对律师作威作福，《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更是被用作“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利剑”，高高地悬在律师的头上，准备在关键时候落下，给律师点颜色看看。遇到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相左或新的观点、论据时，他们就“竭尽全力”地或压制，或打击。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一旦发生证人拒证、翻供或串供等情况，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律师为了胜诉，为了自身利益，在捣鬼，暗地诱证人。更有甚者，或因律师推翻了控方的指控，或因律师提出了与控方不同的证据，就被怀疑提供了伪证，而给律师盖上“伪证罪”、“包庇罪”、“妨害作证罪”的帽子，强行入罪！据有关统计，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呈直线上升。仅《刑事诉讼法》修订颁行后的一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例如，1997年3月，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刘正清律师受一被指控受贿罪的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被告人上诉的辩护人。刘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详细的调查，最后认为被告人获得的2万余元款项，属于借贷关系，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结果，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而云溪区检察院却因刘正清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与本案，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证言，导致证据冲突、混乱，致使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重审的，因此，检察院认为这是刘律师在背后捣鬼、引诱的结果。所以，于1997年11月5日，在刘律师作完该案重审辩护后，刚走出法院大门时，即被检察院以“问话”为由，强行带到了检察院，随即以“妨害证据罪”批捕。案件发生以后，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审理中，法庭与旁听律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数名律师被殴打、扣押。直至1998年3月，检察机关才撤销了该案件，此事终算落下帷幕，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困惑与思考。
此外，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还有来自当事人。因代理刑事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或抠眼珠，或威胁恐吓。甚至连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也会打击自己。例如，2004年，在河南省原阳县就发生过一名辩护律师因自己恪守律师职业纪律和执业道德，没有按照当事人家属要求为被告人串供而遭到陷害，而被错误逮捕，招来了牢狱之灾。
公安、检察机关的错抓、错拘，或乱抓、乱拘，对方当事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恩将仇报，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恐慌心理：自己为被告人辩护，反而自己也成为了被告人，以致刑事辩护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绝大多数的律师都不敢贸然涉及。有的律师直接宣称不接刑事案件，有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防范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据有关统计，目前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参与率下降至不足30％，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难怪有律师由衷感概，“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当然，这并不是说律师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在律师参差不齐的队伍中，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个别“害群之马”，有的的确已构成了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不冤枉，但有的人对个别律师涉嫌犯罪幸灾乐祸，他们趁此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力图贬低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有人或认为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都是坏人；或认为律师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或认为律师是“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或认为律师是 “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甚至认为律师是为一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看来该律师自己也好不了多少。还存在一些人责难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司法机关“雪上加霜”，“长坏人士气，灭国家权力威风”，导致被告人抗拒服法，降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效力。于是，就有人建议：“要明文规定，对乱作无罪辩护，屡教不改者，吊销其律师执照。”其实，刑事辩护律师本来是为当事人洗清罪名、免受冤屈，替被告人说话是其职责所在，但在诉讼过程中，面对滥施权力的机关，乱用职权的“老爷”，律师自己也只能束手被擒，发出了“谁来为律师辩护”的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无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还是邓斌、陈希同等被告，在法院审判并作出判决之前，他们都不是罪犯，依法都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说过：“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维护、帮助当事人行使其应有的辩护权利，是律师的职责所在。但为他们辩护，并不代表律师就认可或欣赏他们的行为。对此，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艾伦·德肖微茨也曾作过精辟的阐释：“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希望我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象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道理。”
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在我们的以往经验中，成功的无罪辩护也不鲜见。如：马X明涉嫌共同巨额贩毒被判无罪，龚X涉嫌合同诈骗及虚报注册资本被判无罪案等等诸多成功无罪辩护案例。在不甚理想的司法现实中，律师也只有在深谙国情基础上，专业地、有技巧地进行“中国式”的辩护，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做到“以经典辩护成就品牌，以满腔热血推动法治”。多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使我们认识到：追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首先，必须避开职业陷阱，否则，全功尽弃。其次，更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开放的办案思维、高超的论辩技巧和无畏的时代精神。如同胡乔木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上所说：“你带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曾说：“律师本身应是法制建设里面最好的一面镜子，律师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律师里看到的东西最清楚，碰到的问题最深刻，所受的切肤之痛比别人更多。” 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一直思考，如何将我们的实战经验，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老子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因此，我们整理了这本全面、深度描述无罪辩护案例的专著。所选案例均是我们多年执业的精髓所得。希望读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鲁迅有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记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转轨阶段的中国，法治的进程必定是充满荆棘，时代需要有挑战强权的大无畏精神，地狱之门向我们趟开着，让我们一起用满腔的热血去换取中国的法治吧！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2〕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林木种苗是林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林木种苗事业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良种选育推广、种苗生产供应、市场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保障林产品供给、推动生态建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开展林木良种选育推广，推进种苗生产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政执法，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健全管理体系，强化社会化服务，全面提升林木种苗生产供应能力和良种化水平，为实现绿色增长，促进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基本原则。坚持科技兴种，强化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科学组织种苗生产。坚持机制创新，促进生产专业化、经营主体多元化、质量标准化和“育繁销一体化”。坚持依法治种，严格执法及质量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三）发展目标。到2020年，完成全国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建成一批种质资源保存库，林木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选育推广一批适应性强、增产明显的林木良种，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提高到75%以上。建设一批生产规模化、管理精细化、设备现代化、人员专业化的种苗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示范作用明显的种苗生产龙头企业。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林木种苗管理体系和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林业发展提供数量充足、品种对路、质量优良的林木种苗。
二、重点任务
（四）加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积极开展林木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重点建设国家和区域性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库，逐步形成就地保存、异地保存、设施保存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建立林木种质资源数据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公布林木种质资源重点保护名录，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完善林木种质资源出口审批制度，在有效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国外优良林木种质资源。
（五）强化林木良种基地建设。科学制定良种基地发展规划，完善重点良种基地管理机制，充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良种生产能力。加强林木遗传测定，加快良种换代步伐，重点建设高生产力种子园、采穗圃，加强珍贵树种母树林培育，不断提高良种品质。
（六）完善生产供应体系。加强林木良种采收、加工、检验、贮藏管理，建立由省级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统一调剂的供应机制。积极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组培育苗等新技术，提高林木种苗繁育技术和装备水平。建设保障性苗圃，满足重点工程和林农造林需求。
（七）促进特色种苗产业发展。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绿化苗木、木本油料、中药材和竹藤花卉等特色种苗产业，打造优势品牌，形成种苗生产、交易、流通和售后服务产业链。加大对种苗生产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农户发展设施生产和规模种植。加快区域性交易市场建设，拓展互联网交易平台，创新流通方式。
（八）提高种苗质量与市场监管水平。严格执行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检验检疫、标签、档案等管理制度。加强质量监管，及时发布种苗质量检验信息，依法打击制售假、劣种苗和植物新品种侵权等行为，健全种苗行政执法和质量监督体系。整顿和规范种苗市场秩序，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公平、有序竞争，为种苗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九）强化科技支撑。将主要造林树种良种选育纳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重点开展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以及高生产力种子园和采穗圃建设技术、种子生产加工和检验技术、品种改良技术、无性系材料选育等应用技术研究。制定主要用材树种、经济树种、能源树种以及观赏树种的长期育种计划，建立良种选育区域协作机制，坚持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加快良种选育进程。推进林木良种科技领域国际合作交流。
（十）加大品种审定、推广与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林木品种审定制度，公布国家和省级主要林木目录，规范林木良种区域试验和跨区引种行为。加强林木良种宣传和推广使用，国家投资的造林项目应当使用林木良种。完善林木新品种保护制度，维护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林木种苗生产供应预测预报和余缺调剂，引导种苗生产有序进行。支持林木种苗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充分发挥其协调、服务、维权、自律作用。
三、政策措施
（十二）完善林木良种补贴政策。在现有林木良种补贴试点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逐步完善国家、省级林木良种补贴制度，鼓励建立市、县级林木良种补贴制度。制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十三）建立林木种子贮备制度。制定林木种子贮备管理办法，加强种子收购、检验、储存、更新及管理。建立国家主要造林树种种子贮备库。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林木种子结实丰歉规律及造林绿化任务，开展相应的林木种子贮备。支持企业建立专门的林木种子贮备库。
（十四）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要建立对种质资源调查及收集保存、良种选育、林木种子贮备等长期稳定的投资渠道。地方政府要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的种苗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加大对重点良种基地、保障性苗圃、种质资源库、种子贮备库的基本建设投入，加强种苗管理机构能力建设。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和各类社会资金参与林木种苗产业发展。
（十五）完善种苗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研究完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种苗生产与经营，加大对种苗产业的政策扶持。研究开展种苗生产保险试点，提高种苗生产抗风险能力。继续免征林木种子种源进口环节增值税。
四、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林木种苗工作的领导，完善发展规划，加强统筹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各级林业、发展改革、科技、财政、农业、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做好林木种苗管理工作。强化各级林业部门的林木种苗管理职能，明确管理机构，落实工作责任。加强种苗管理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
（十七）完善法律法规。适时研究修订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制定和完善林木良种选育、生产和推广使用管理办法。加快制（修）订林木良种选育、苗木生产等标准。
（十八）创新发展机制。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种苗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机制。鼓励有条件的良种生产基地开展苗木生产经营，形成良种选育、生产以及苗木繁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加大国有苗圃改革力度，通过联合、兼并、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引入社会资本，实现规模经营。支持有条件的苗圃发挥自身优势，建设保障性苗圃。




国务院办公厅
201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