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的决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的决定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0号公布）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对《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设置档案馆，经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企业单位设置的档案馆，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设置的档案馆，负责管理本单位和直属单位的档案”的规定，修改为：“机关、事业单位设置档案馆，经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机关、事业单位设置的档案馆，负责管理本单位和直属单位的档案。”
二、将第十五条关于“从事档案鉴定、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的专业人员，须经设区的市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资质认定”的规定，修改为：“从事档案鉴定、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的专业人员，须向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将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关于“聘用无资质证书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规定，修改为：“聘用未经备案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
本决定自2002年4月30日起施行。
《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附：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5年11月15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6月29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正 1997年6月29日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9号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0号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档案是指单位和个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宗教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数字、符号、图表、声像等形式的历史记录。
本条例所称档案工作是指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馆工作、单位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出版、外事等工作。
第四条 档案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与安全是一切单位和个人的义务。
档案工作是各项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全社会应当重视和支持档案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负责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贯彻实施，将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进行部署与检查，保证档案工作机构、人员、设施、经费的落实。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国家档案馆。
第六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和直属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纳入工作计划，设置档案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人员，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制度，提供必要的条件，保证档案工作正常开展。各专业主管部门还应当加强对本系统、本行业档案工作的管理。
第七条 全省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向国家捐赠重要、珍贵档案或者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档案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制定本地区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依法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检查和指导；组织培训档案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档案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推广档案管理先进技术。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分管档案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对所属单位和行政村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条 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档案管理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
省专业主管部门可以制定本专业、本系统档案管理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经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施行。
第十一条 各单位档案工作机构或者人员，负责指导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文件材料的收集、立卷和归档工作，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对直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专业主管部门的档案工作机构或者人员，还应当对本系统、本行业档案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二条 地方国家综合档案馆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设置，负责管理多种门类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其收集档案的范围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地方国家专门档案馆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专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负责管理专门领域或者特殊载体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其收档案的范围，由专业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定后实施。
机关、事业单位设置档案馆，经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机关、事业单位设置的档案馆，负责管理本单位和直属单位的档案。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选配政治素质高，保密意识强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档案工作，并保持相对稳定。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接受专业培训，取得岗位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从事有毒有害档案工作人员的岗位补贴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及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从事档案鉴定、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的专业人员，须向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六条 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由单位文书部门或者业务部门负责收集，整理立卷，定期移交本单位档案工作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
股份制单位及其他单位档案的形成、积累与归档参照前款执行。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归档。
第十七条 反映本行政区域重大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宗教等活动的档案，是重点收集和保管的档案。对重点收集和保管的档案实行登记制度，具体办法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十八条 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向地方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
（一）列入省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十五年，向省综合档案馆移交；
（二）列入设区的市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十年，向设区的市综合档案馆移交；
（三）列入县（市、市辖区）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五年，向县（市、市辖区）综合档案馆移交；
（四）列入专门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一年，向专门档案馆移交。
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长档案移交期限的，应当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根据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某方面档案的移交期限做出特殊规定。
第十九条 档案馆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颁发的《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档案馆和各单位的档案库房应当具有防盗、防火、防光、防尘、防潮、防有害生物和防污染等安全设施，不得在危房和不安全的环境中保管档案。对破损、霉变散失的档案，应当及时采取修补、复制、收集等补救措施。
第二十条 鼓励集体和个人向地方国家档案馆寄存档案。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因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档案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可以采取代为保管或者收购等措施，必要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征购。
第二十一条 档案馆和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进行鉴定和处理。禁止擅自销毁档案。
第二十二条 档案馆和各单位按照规定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的档案工作机构报送档案统计报表和目录。
第二十三条 单位的建设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重要设备的验收、鉴定，由本单位档案工作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按照规范要求对其档案进行验收。
重大建设工程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攻关项目，在竣工验收、成果鉴定前，须经专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须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收集、补充、整理完整。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用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等已建工程，其档案材料不准确、不完整的，由有关单位采取补测、补绘等措施。
第二十五条 国有单位的档案归为国家所有，属于国资有产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产转让时，有关档案的转让，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非国有单位使用国有资产形成的有关档案，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属于国家所有部分，列入国有资产。
第二十六条 禁止出卖国家所有的档案。需要向国内外单位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档案复制件的，应当经省级以上专业主管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七条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向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第二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倒卖、涂改、伪造档案。
第二十九条 未经省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携带、运输、邮寄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国（境）。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及公布
第三十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按照国家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
单位、公民和外国机构或者个人可以依法利用地方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
单位和公民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提供重要、珍贵档案，应当以复制件代替原件。
由档案馆法人代表签名或者盖章的档案复制件同档案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二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由该档案馆公布，重要档案的公布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的同意，或者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国有单位保存的档案由本单位决定公布，重要档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
地方国家档案馆和国有单位未公布的档案，利用者不得擅自公布。
第三十三条 非国有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档案由所有者决定公布，但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未经档案所有者同意，地方国家档案馆不得向社会提供利用以及公布所寄存、代管的档案。
第三十四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加强对馆藏档案内容的研究，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
第三十五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提供档案时按照省有关规定收取费用。查阅本单位或者本人移交、捐赠的档案，免收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一）对单位档案没有实行统一管理，未按时立卷归档，档案管理混乱的；
（二）拒绝向单位档案工作机构或者人员移交应当归档材料的；
（三）不按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
（四）不按规定报送档案统计报表和目录的；
（五）不按规定开放档案的；
（六）档案库房不符合规定，危及档案安全的；
（七）档案出现破损、霉变、散失迹象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八）聘用未经备案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六）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七）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所列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之一，拒不改正的；
（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可以对单位处以一千元至五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至五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有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造成属于国家所有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责令赔偿损失。
第三十八条 非法携带、运输、邮寄档案或者档案复制件出国（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罚款，并将没收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移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行政处罚时，应当出具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财物时，应当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
第四十条 妨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涂永前
关键词: 预算法/预算过程/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 现行《预算法》需要进行修订，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预算过程中存在的自由裁量权限制缺失进行规制。本次修法，针对预算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应当秉持法治理念，通过预算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预算过程以及对当前基本没有法律规制的超收超支现象作出积极回应，建构相关制度，使得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预算法律为公共利益调配财政资源的公共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1月国务院颁布《预算法实施细则》，在预算领域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然而该法颁布施行已有16年之久，当初立法时预想不到的问题逐步显现，有财经法律专家及实务部门的人士指出，目前我国预算管理主要存在“三不”问题，即不完整、不规范、不严格。无疑，预算“三不”问题的存在，不仅人为地缩小了政府预算的规模，而且分散了国家的财力，更为重要的是其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的可控性。尤其是涉及超收超支情形时，一些未纳入预算计划的政府收支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得这一领域日益成为滋生腐败等诸多问题的温床。
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预算运行过程中缺乏法治理念的指引，从而使得大量稀缺的财政资源被配置到只对少数人有益、对普通民众及弱势群体几无益处的领域，诸如公务用车滥用、官员出国旅游以及炫耀性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在民生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诸如社会安全网络、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国家财力则常常投入不足。这种情形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公，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深层次上讲，预算过程及其运行是公共权力机构最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全方位、持久性系统损害的领域。[1]
《预算法》第六章“预算执行”中的第45条、第46条及第50条只就预算收入和支出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例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足额上缴预算收入，不得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拖欠、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或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这些规定只是涉及正常情况下预算收支的禁止性规定，而对自2003年来我国财政政策转型之后的，连续多年来超收超支所带来的预算管理漏洞却根本没有提及。1999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2]只规定要“加强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没有规定要限制大幅度的“预算超收收入”，更没有规定对“预算超收”行为本身加以审查，相关规定倒是变相肯定了预算超收的行为。如何对预算超收超支问题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其实也就是预算执行中如何就公共机构及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的核心所在。
笔者认为，《预算法》从1995年颁行，到现在已有16个年头，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其未能随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已大大落后于现实，必须对现行预算法进行修订，让新的预算法能够与时俱进，此其一；其二，新法应当将法治理念贯穿其中，对各种可能逾越预算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
二、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所应秉持的理念
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法治的目的在于限制人治，而人治则有赖于公共机构或者当权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不做任何限制，因为现实生活很多不确定的事件会经常发生，其严重性无法为人们所预知，所以法律规定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安排显得非常必要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消除自由裁量权，让一切变化都处在完全的掌控之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为现实生活并非是一部经过精密设计的机器设备，它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情形，因此法律需要给自由裁量权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由于《预算法》涉及到国计民生，基于前述理由，我们对《预算法》进行修订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明确界定和严格限制预算执行过程中公共机构或者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界限、范围及内容，使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够处在一个透明和受监督的环境之下。整个预算过程，从一开始就需要一定的自由裁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预算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地来自于对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各项事业的预测，而预算制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预测的驱动，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模型，也无法做出精准的预测，对一些不可预知的意外因素则更是无能为力，例如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其他对预算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突发事件。
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对政府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控制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相关决策必须经过议会审查及公众参与等程序后才能付诸实施，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可从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中获得诸多启发和借鉴。由于法制不健全，法治理念的推行才短短二三十载，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税收、预算和其他诸多领域拥有的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由裁量权，且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实际控制的资源远大于它们理论上应当享有的权力。[3]
在我国国家及地方的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非常突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对预算过程的实际控制要么不足，要么流于形式，浪费性支出行为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预算分配没有准确反映政府的战略重点和政策优先性，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科学支撑而基于“面子”和“形象”工程导致危机与问题频繁出现，[4]最终使得政府的民众信任度下降，治理能力被贬低。因此，对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法律控制势在必行，应该将其列为本次《预算法》修订的首要任务。
三、如何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如何使预算过程更加透明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政府部门在公开开支方面都显得有些半遮半掩，从最近发生的中央预算部门迟迟没有按期公开其年度“三公支出”引发的街头巷议就可见一斑。本来公开政府机构的公共支出是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对民众信息知情权的切实兑现，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不得不引起民众对公共机构守法意识薄弱的强烈不满。
笔者认为，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首先是应该加大政府预算过程的透明度。尽管在预算领域，我国在透明度评价和信息公开等一些方面陆续进行预算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2011年3月出版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9（2011）》中指出，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不理想，一是预算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二是信息公开条目不明晰。概括来说，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未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5]而根据国际公认的政府预算透明标准，我国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水平与国际非规范性文件仍存在很大差距。[6]因此，在我国，让整个预算过程都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使预算信息公开任重而道远。
（一）建立预算法定公开制度
在最新的《预算法（修改稿）》当中，涉及预算公开的表述是“：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预算、决算，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首先应该肯定该表述的进步性，在现有的《预算法》当中没有相关的表述，但是，该条款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的表述欠妥，将公共机构本来的法定预算信息公开责任变成了一种倡导性的规范，其内涵的信息是“是否公开相关预算信息，公共机构自由裁量”，因此该表述非常不严肃，建议改为“必须”。（2）“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及时”没有具体作出规定，需要进行专门的法律解释，作为国家的宪法性规范，这种规定似有不妥，应参照国外预算立法的公开期限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该等待司法解释或者法律效力层次较低的国务院规定或者部门规章来详细规范。（3）“公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法律应该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而不应该笼统地用一个“公开”敷衍，信息公开必然涉及到信息公开的标准和具体范围、信息公开的工具选择等等。（4）“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表述受到广泛批评，是因为它会弱化宪法性文件的严肃性，从而使得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弱化，因为该规定“授权过度，这意味着公开什么、怎么公开、何时公开都由行政部门来决定，这就等于预算公开只是个空洞的原则，所有实质性的内容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7]
（二）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预算过程参与权
现有的预算法律规定仅仅将公众参与限定在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上，而没有涵盖预算编制和绩效评估环节，我们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预算制度，通过公民参与制度使得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的预算信息公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使这些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滥用被有效监督。关于公民预算过程参与权的规定，具体应包括：（1）在《预算法》总则中应当确立公共预算、民主预算以及公众参与预算的理念与内容；（2）在预算决策、执行与绩效评估过程安排相应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现公众参与的过程化，建立预算征询、预算草案公开、预算听证、预算执行监督、预算绩效评估、预算教育等制度；（3）赋予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创新公众参与预算的权力（利）与自由。[8]
至于民众参与预算活动的理论依据及具体实践，有学者从预算法律关系的本质出发，认为相对于私法中的主体是“经济人”的假设，由于现代预算是一种公共民主的国家预算，预算法主体超脱于一般民事主体的抽象平等性，而成为“社会人”之特定类型的法律拟制。“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差别在于“社会人”具有开放性（接受社会环境影响）和自主性（选择社会影响），在预算法主体中体现为公众主体对预算的参与。参与式预算模式的目的在于深化预算的民主性和提高公共部门的预算效率，增强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使预算资源的分配能真正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预算法律文本中引进公众主体，使公民成为预算法律主体已是现代预算民主发展的趋势。[9]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预算法》应顺应财政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保证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可以在预算编制时吸收品德良好并且拥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引入听证程序。如安徽省1999年制定了《安徽省预算追加听证办法（试行）》，对一些数额较大、影响面较广的追加项目，实行由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听证制度。安徽省的这一做法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更值得《预算法》加以借鉴。[10]
（三）针对超收超支须专门法律条款进行规定
目前对公共机关预算自由裁量权没有进行有效控制还体现在针对超收超支现象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大量财政资源浪费或者效率低下，有鉴于此，现行《预算法》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