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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罗 春 国


摘要：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它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方当事人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有关婚姻的立法体系，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该规定在涉及实务适用和理论界尚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赔偿范围等相关方面予以探析。
关键词：损害赔偿制度 主体 损害赔偿范围
一、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渊源及我国的立法现状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并非我国首创，此规定最早起源于1907年瑞士的民法典，其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的财产权或期待权受到侵害时，有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或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生活有重大损害的，无过错方依法可向有过错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继而法国、日本等国在民法典中对离婚损害赔偿也作了类似的相关规定。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的理念充满着君主制、家长制、夫权制延绵若干年。随着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人生观、思想观、价值观日趋理性化、主观化、开放化，诸多的主观因素催生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来结婚、离婚是很正常社会现象。结婚是独立的两性个体之间基于感情的自愿结合。但伴随离婚的因素却错综复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离婚的前提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诱因也是多方面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一制度问世后，人们对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出方式、赔偿金额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的疑问并引起一些争议，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又陆续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将损害赔偿范围定界为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
就离婚诉讼的本身而言，此诉讼行为仅涉及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然而一旦启动了离婚诉讼程序，就可能因离婚的原因所导致的责任引起离婚损害赔偿。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问题，我国的有关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即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出必须是无过错方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或离婚后一年内提出，由此可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离婚当事人提出离婚时才能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引起损害赔偿的情形有四种：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前三项情形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好理解。司法实践中也好操作。然而出现第四项情形的，其侵害行为的覆盖面就较广，包含的被侵害的主体就不一定是夫妻双方了，应当包括子女及共同生活的父母等家庭成员。而现行实施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必须是夫妻间无过错的一方，并在离婚诉讼时提起，导致将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固定了一个前提和条件，即夫妻间离婚诉讼的形成。从而将家庭成员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与夫妻间离婚请求权紧密相连，而依法理离婚请求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家庭成员遭虐待、遗弃的赔偿请求权是三个不同主体的法律关系。此规定直接导致受虐待或受遗弃的家庭成员无法直接行使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产生了家庭成员之间人格的吸收。然而从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来说，当一方对家庭成员有虐待或遗弃行为时，被虐待或遗弃的家庭成员民事权利受到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造成的损害依法予以赔偿。在此，我们应当将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定位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由受害人自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完全不应当由离婚诉讼的无过错方提出，以体现人际关系手段、权利自由且也与国际法并轨。因此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涵盖家庭其他成员。可以与其他家庭成员遭受不法侵害时，法律应当赋予受害者有独立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不应以夫妻双方的离婚和无过错一方离婚损害的的提起为限制。为了避免这种请求权提起的冲突，笔者认为应将婚姻法第46条第四项调整到第45条中，作为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在刑事诉讼中可附带民事赔偿或由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单独提到赔偿请求。这样既不影响离婚赔偿制度的整体性，又体现家庭其他成员权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符合立法本意。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就一般民事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而言涵盖面较广，因为实施侵害行为人常规情况下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采取侵害的手段、方式及主客观意识方面，其覆盖面大于婚姻中的侵害行为和手段。而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义务主体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确定性。婚姻法及其解释中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做了明确规定，即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有过错一方的配偶，也就是有赔偿义务的有过错的一方，而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一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其同居以及有其他婚外性行为的，夫妻离婚时有过错的第三者对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是否应负赔偿责任问题，理论界的观点颇多，可谓见仁见智，倾向性看法就是第三者应予赔偿。笔者认为，对因有第三者因素导致离婚的，第三者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区别对待。首先，如果第三者有配偶处在婚姻状态中则不考虑其赔偿问题，因为依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第三者的配偶为无过错方。因此第三者的过错责任依法应由其自己的配偶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在这第三者处于有婚姻的状态下，如果因第三者对所插足的离婚诉讼进行赔偿，在回过去对自己的离婚诉讼向配偶负赔偿责任，这就势必形成第三者一个过错行为被处罚了两次，这样既有违法理，又是对第三者的不公平。其次，如果第三者不处在婚姻状态中，则其应对所插足的家庭离婚诉讼中与有过错的一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法定可以免责的除外。现行婚姻法中规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样实际就直接排除第三者赔偿责任的承担。而实际情况是第三者与有过错的配偶对无过错方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如果第三者既然不处在婚姻状态中，其就没有配偶提出损害赔偿，这种状态下，在没有法定免责的前提再规定第三者对所插足的离婚诉讼不负赔偿责任，那么对离婚诉讼中无过错一方是不公平的。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无过错方的民事权利，所以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问题不能简单的排除亦不能简单的肯定，而应视第三者的婚姻状况和主观意识确定其是否负赔偿责任。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无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导致婚姻破裂的就都应予以赔偿，现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远远不能包含过错责任的范围。这四种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与法定的离婚事由并未完全吻合，实际上离婚的法定事由还包括吸毒恶习屡教不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嫖娼、赌博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均属于过错。因此，离婚损害的法定事由尚欠概括性的规定，应当视法定离婚事由就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只要夫妻一方因离婚受到伤害且无过错就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至于赔偿的标准、尺度下文将予以略述。故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增加一项，即：“其它应予赔偿的情形”。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首先关于物质赔偿方面，在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物质赔偿显而易见易于量化、计算和取证，对受侵害人也有利于司法救济。其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则属于人格利益损失和精神健康损失，不仅难以估价和取证，也难以对受侵害人的损失予以充分的补偿和抚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据笔者调查本市自实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来，离婚损害赔偿精神损失的没有一例。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明这样的规定不仅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比例和救济比例普遍降低，也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惩恶扬善功能和公平正义功能的普遍弱化。为保障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应有的精神抚慰功能，笔者认为应当确定离婚损害赔偿中只要有财产损害的赔偿就应当有精神损害的赔偿的理念。因为受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具有无形性但确是真实可辨的，并且此种损害对受害人已在无形中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后果。鉴于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的过错行为肯定是比较隐蔽的，而国际上及我国也没有强制规定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可以想通过正常合法的了解调查途径取得证据难乎其难。再则，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以个人能力往往是无法收集到对方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有些受害人即使获得了一些相关证据也可能因为取得的方式不合法而法院不予认定。故而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可以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和人民法院协助当事人调查取证相结合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虽亦采用财产赔偿的方式，属精神抚慰。是一种特殊的赔偿金，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功效。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则应由法官根据个案中对无过错方的不同损害程度予以裁量。具体量化应从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劳动能力权、姓名权、肖像权、身体自由权、内心自由权、隐私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日常事物代理权等诸多无形因素给予权衡。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对侵权人而言在考虑其对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则应从其经济能力、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实施侵权行为时间的长短、对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后果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性的予以定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来讲是一种比较新的制度，它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体系，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备，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也会更加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将走向成熟。

辩 护 词
（一审程序）
指控罪名：聚众斗殴
公诉机关：
委托人：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庭审地点：法院刑事审判法庭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接受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本人同意，由本律师担任第一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今天的庭审，经过阅卷和会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起诉提出异议，公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不足以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主要理由和辩护意见如下，请予参考：
无罪辩护要点
理清案件本质特征；明确罪名划分界限；遵循司法解释意见；
正视同样案情不同样对待的错误；提供北京高检关于类案不构成聚罪的法理参照。
辩护路径：由“案”头到“人”头，先整体后具体。
第一：从全案分析
　　　1、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律特征与本案反映出的主观动机与本质特征明显不一致：
　　　　“聚众斗殴”犯罪的构成要件：客体要件指向公共秩序，本质特征：行为人用聚众斗殴行为向社会挑战，形成对整个公共秩序的严重威胁，侵犯的是不特定的人或者不特定的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多人结伙殴斗。主观上具有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主观方面法律特征是：行为人出于争霸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成伙结帮地殴斗。
　　　　结合法理特征对照本案：全案证据证实情况是，事件起因于之前的5月13日，相对一方的人驾车堵住受害方歌厅大门阻止正常经营，受害方服务员报案后，派出所到场劝退相对一方的人，5月14日相对一方的人（以伤者为首）再次来到受害方歌厅闹事，被门口值班的门卫认出，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人员说：昨晚闹事的人又来了，让防着点。由此可见，受害方的服务员主观上是为了防范相对一方的人捣乱，各自分头有所准备，各自的主观动机均处于防范，没有组织指挥者，也不是为达到争强好斗、流氓活动的目的，主观心理上与聚众斗殴罪有本质区别。
　　　最高院司法指导意见强调，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不能升格为聚众斗殴：
　　　本案是因相对一方的员工张某到受害方歌厅工作，引起相对一方的不满，相对一方的人员三番五次来到受害方挑事，过错明显在相对一方一方。虽然本案的发生具备“参加人员超过三人、持有械具、有受伤人员”三个外观现象，似乎与聚众斗殴的特征重合，这也是公诉方提出指控的主要理由所在，但是依据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判断，结合案发起因综合分析，起诉书的错误在于客观归罪。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聚众斗殴的定性做出了两个明确的界限区分：一是“聚众斗殴罪”与“因民事纠纷”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行为人不具有流氓犯罪的动机，不是流氓活动，因民事纠纷发生的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构成轻伤就认定共同伤害罪。二是“聚众斗殴罪中的伤害行为”与“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界限：二者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显著特点：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与对方争个高低，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伤人的，才能定为聚众斗殴中的伤人行为。而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如果是临时起意伤害对方也往往是因为发生纠纷的原因和过错明显在对方一边，这种情况表现为双方有纠纷，责任不易分清。据此，最高院司法解释对于因民事经济纠纷等原因引起的殴斗，明确规定按照结果论处，造成伤害的只能按共同伤害处理，如此规定正是准确考查了行为人犯罪动机的不同。
　　　“聚众斗殴罪”从七九刑法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分离出来，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决定了对聚众斗殴罪本质特征的理解必然沿袭流氓罪的解释内容，成立聚众斗殴罪，要求具有无视公共秩序等流氓动机，聚众斗殴者在主观动机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流氓罪属于妨害公共管理秩序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司法实践表明，聚众斗殴行为是两方共同构成，单方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
从主观上判断，双方都应该具有斗殴的故意，因为就“斗殴”一词的本意来说，是一种双向性的主动攻击行为，因此，任何一种单向的主动攻击行为都不能被称之为“斗殴”，更不能成立聚众斗殴罪。一方聚众攻击无斗殴故意的另一方，由此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属于共同故意伤害，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从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认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
　　　
　　　　4、侦查环节及起诉程序存在一降格一升格不公正对待的错误：
　　　从刑事侦查手续卷发现，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是，相对方伤者电话召集刘洪光、苏泳齐到受害方闹事，刘某和苏某持有械具，侦查机关对李某定性为聚众斗殴，但起诉时降格为寻滋。对方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样是多人、同样持械、同样致人伤害”，而且对方的行为更为严重，头天晚上警方制止过，第二天晚上接着行动，造成五人轻微伤的后果，依据“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根据聚众斗殴罪“同罪同罚”原则，必须同等追究，公诉方反而把受害的一方提格定性，同样的情况作不同样的对待，把主动到别人营业场所滋事，对矛盾的引起有主要过错者降格处理，于法于理不通。
　　　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个案情况，将相对方作了降格处理，同样要给予另一方降格处理，达到罪格等同，不能仅仅因为李某受轻伤就降格（依照法律规定，受伤情节改变不了其所起的纠集、挑事的首要地位或作用）。不综合全案证据、不正视李某所起的纠集、结伙、挑事作用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罪格不同的定性，不符合法律规定。
　　　既不能把仅仅符合轻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重罪，也不能把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与某个法条所规定的个别显著特征相符合就机械套用该法条，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第二、主观上、行为上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1、无证据证明是首要分子，既没有“聚众”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起诉书将列为首要分子，属于错误指控：
　　　　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存疑证据不能采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必须具有聚众和斗殴两个实行行为，本案被告人既不存在“聚众”行为，更不存在“斗殴”行为，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查明部分所述“被告人因琐事与伤者发生矛盾”的提法缺乏根据，与全案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应予纠正。
　　　　本案被告人供述，自始致终没有授意行为，起诉指控为首要分子，缺乏组织、指挥领导聚众斗殴的证据。在主观上没有与对方争高低的动机，没有通谋其他人参与，更没有参加斗殴。
　　　　案件发生的时点，在自己的办公室采取顶门措施，防范相对一方人员持械滋事者攻击，完全是为了维护本方的利益和安全，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及其供职的歌厅实际上是受害方。
　　　　关于聚众斗殴罪的刑法理论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扰乱公共秩序，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明知或希望的主观动机。公诉方在确定指控首要对象时过于简单轻率，被告人不是受害方歌厅的业主，不具有组织指挥的权力，认识因素上，无法认识到又是聚众又是斗殴；意志因素上，也没有希望或放任危害公共秩序结果的发生。
　　　　没有对任何人授意要对来人进行殴打，起诉书关于“授意”的认定缺乏证据，是先入为主，在缺乏证据支持情况下的主观推断，过早地把嫌疑对象定格为犯罪，背离证据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不符合刑事案件证据裁判原则。
　　　　犯罪的认定离不开犯罪构成要件及构成要素的审查，犯罪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同样要有证据支持，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对主观方面的证据审查有明确的指导，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心里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成立的主观基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强调对于犯罪的认定不仅需要掌握客观行为的证据，还需要通过证据材料证明主观罪过，防止客观归罪。
　　　　五月十五日案发时，受害方歌厅，同一时间有两个现场，同在四楼，有两处事件，一个在大厅，其他与李某对峙，另一个现场在歌厅办公室门口，相对一方的人持械打砸办公室门窗，在室内用凳子顶住房门自卫，根本没有组织、策划、指挥的任何机会和条件。
2、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犯罪，主观上及行为上均缺乏证据支持：
界定犯罪行为的性质，需要依托现有证据仔细研判，指控本罪时，检方没有依照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单凭三人以上就归入“聚众”，看到“持械”就纳入加重后果，没有重视研究全案客观事实，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有害的认识误区，是客观归罪的具体表现，请法庭慎重审查。
　　　　通过其他人供述得知，得到门口值班员门卫对讲机告诉相对一方的人进店的信息后，每个人自发形成防卫意识。自始至终没有言语指示，自己也采取防范措施，无法预知瞬间在楼道外面发生的打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一）什么是共同犯罪，刑法第二十二条（修订后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共同犯罪的条件是：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起诉书指控授意这一环节没有证据，其他人的供述也没有表明是受到被告人的授意而聚众斗殴，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链条不能成立。
　　　　如果能查清殴打李某致左腿腓骨轻伤的具体人员的，只对加害人定罪处罚，防止将共同伤害行为简单升格为聚众斗殴行为。
　　　　综上，请求法庭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客观归罪，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